少做一些事情，竟讓大學教授破解300年來無人能解的難題

作者： 卡爾．紐波特

在尋找靈感、思索如何落實慢速生產力的第一條原則「少做一些事情」時，不妨先看看一個關於簡化工作的著名案例：數學家安德魯．懷爾斯（Andrew Wiles）對費馬最後定理的追索。費馬最後定理是一個看似簡單的數論問題，由法國博學家皮埃爾．德．費馬（Pierre de Fermat）在十七世紀首次提出，數百年來無人可解。

科普作家賽門．辛格（Simon Singh）為了撰寫《費馬之謎》（Fermat's Enigma），做了令人欽佩的研究工作，正如他在這本書中詳細描述的，此一定理最終被解開的故事有一個非常戲劇化的開端。場景始於一九六○年代的一間圖書館，十歲的安德魯．懷爾斯偶然讀到一本介紹該定理的書，他被迷住了。「這是我─一個十歲孩子─看得懂的問題，」他告訴辛格，「從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永遠不會放手。我必須找出解答。」

時間快轉到一九八六年。懷爾斯如今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數學教授，他在橢圓曲線的算法上取得了早期突破，成為同輩中最傑出的數論家之一。就在此時，故事突然出現神來一筆。懷爾斯得知，一位名叫肯．里貝特（Ken Ribet）的同輩數論家在費馬難題和一個晦澀難懂、高度技術性的「谷山︱志村猜想」（Taniyama-Shimura conjecture）之間建立了令人驚訝的連結：里貝特證明，只要證實這個猜想成立，就能證明費馬最後定理為真。

懷爾斯一下子愣住了。說到底，谷山︱志村猜想大量援用了橢圓曲線理論。在十歲之年宣告自己有一天會解開費馬最後定理的懷爾斯，一夕之間成了全世界最有資格這麼做的人之一。「我激動不已。在那一刻，我知道我的人生軌跡出現了變化，」他說，「它意味著我兒時的夢想此刻成了一件值得去研究的體面大事。我知道自己永遠不能放棄。」

安德魯．懷爾斯之所以與慢速生產力有關，是因為他回應這項重大決定的方式，是全神貫注地追求這個單一目標。正如辛格所總結的，這位年輕數學家立刻開始縮減他的工作職責：

懷爾斯捨棄了任何與證明費馬最後定理沒有直接關聯的工作，並且停止參加永無止境的學術會議和座談會。由於他在普林斯頓數學系仍有應盡的職責，他繼續參加研討會、在大學部講課、指導學生。但只要有機會，他會盡可能在家工作，躲進閣樓書房，避開身為教職員一分子的雜務。

當然，還有發表論文的問題。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被期望發表論文。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關注，懷爾斯想出了辛格所說的「狡猾的花招」。在一九八○年代初期的大部分時間裡，懷爾斯一直躲起來鑽研關於橢圓曲線理論的一項「重大研究」，準備發表一篇引人注目的大部頭手稿。此時，他決定改變路線。為了爭取時間來研究費馬定理，他決定把幾近完成的論文分成幾個小塊，每半年左右發表一篇簡短論文。「這種顯而易見的生產力，會讓同事相信他仍然在做他的日常研究工作，」辛格解釋說。

一九八六年，懷爾斯開始認真研究費馬最後定理。五年時間裡，他祕密地艱苦研究，經常躲在自己的閣樓辦公室，有計畫地迴避較大型的專案和義務。從一九九○年代初起，隨著離解答越來越近，他開始再次參加某些橢圓曲線研討會，利用新的技術翻新他的數學工具箱。

後來，他獲得牛津大學客座研究教授的職位，這讓他可以比較不費力氣地專注於研究。（這些職位按原本的立意，除了深入思考難題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義務。）最終，一九九三年，在他展開探索的八年後，懷爾斯在劍橋大學牛頓研究所的一系列講座中，呈現他對谷山︱志村猜想的完整證明。

在他的最後一次演講，會場後方擠滿了從與會人士身上得到小道消息的媒體人員。當懷爾斯講完了自己的證明，他打趣道：「我想我就在這裡停下吧。」鎂光燈開始狂閃。

假若你不是一名拿到終身職的數學教授，安德魯．懷爾斯為簡化工作量所採取的具體行動，可能沒有那麼大的實質意義。不過，對我們的討論有助益的，是他採用的整體性方法。為了讓自己準備好專注於一個重大且有意義的單一計畫，懷爾斯限制了會爭奪他的時間的其他大型研究和義務。

最重要的是，他是有計畫地縮減。他並沒有籠統地決定減少承接任務；相反地，他制定了具體的規則（例如不參加會議）、習慣（比如盡可能在家工作），甚至是花招（例如一點一滴釋出已完成的研究工作）─一切都是為了盡量減少大型事務的數量，以免這些事項奪走他的注意力。

第一項主張是建議你效法安德魯．懷爾斯，實行一套有條不紊的計畫來限制職業生活中的重大義務。有很多方法可以用來追求這個目標，下面敘述的策略中，我將概略說明我認為特別有用的一套具體方法：同時對不同級別的工作設限─從你的總體使命，到你的現行專案，再到你的每日目標。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的《慢速工作力：快時代的慢技術，3大原則擺脫倦怠、鍛造更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