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瓊瑩／城市降溫 自然與人本解方

近年全球受極端氣候之影響，酷暑與暴寒，成為地球人類宜居生活的新威脅。尤其，近月歐洲的高溫已造成上萬人死亡，高溫亦造成台灣各城市居民工作、生活、熱傷害的嚴峻挑戰。為促進城市降溫與綠化，政府推動的「都市林」政策，乃至地方政府為便利行人對抗酷暑，設置的遮陽設施是否得當，也成為熱門話題。甚而產生種樹或種傘的兩種爭論。

許多溫帶地區，尤其人口集中的高密度城市中心，在夏日亦有高溫酷暑之威脅，且許多住家未必有冷氣空調裝置。一些有趣的現象迄今仍令人印象深刻，如費城老城區仲夏溫度可達攝氏卅七度或更高，而老城區街道狹窄，林蔭未必充足，市府因此想出在特定時間、有限度容許社區居民、尤其是孩童們，可打開消防栓用水沖涼，但見街區大人與小孩們，快樂地在街上玩水嬉戲。

紐約有許多大小社區公園也設置乾式噴泉，在特定時段讓市民可「戲水沖涼」。原是百年古蹟的費城市政廳廣場，竟也設置了噴泉，讓市民、遊客、過客等，均可隨時享受一下涼意。這些措施若在台灣，可能會引起爭議，諸如是否浪費水資源？是否符合消防法規？是否影響古蹟建物？惟就特殊氣候條件而言，基於地方政府權責著實可因地制宜，或從人本角度亦可有裁量彈性。

種樹絕對是讓都市降溫，且兼具增益生物多樣性、通風、城市景觀適意的綠色基礎建設。惟種樹也絕非只是公部門的權責，包括田園城市、花園城市、生態城市、宜居城市的推廣應如何落實，實需長遠政策並教育社會認知，俾成為民眾生活日常的知識和信念。

二○一○年台北市舉辦花博、推廣「田園城市」概念，即是此種信念的扎根；可惜活動結束了，意象上的田園城市也成了未竟之藍圖。若家家戶戶樂於綠化自己的方寸陽台、屋頂、庭院，即使面積有限，惟一旦形塑成一種生活價值，仍比政府強力運用政策與經費誘導來得更有效。此外，植樹綠化也非僅公園管理單位之權責，保護樹木與行道樹是公私協力的共同責任；政府部門更應有宏觀跨域的責任與行動配套。

新加坡位於赤道，其「花園城市3.0」早已進化到遮陽設施、廊道的無縫串連。都市超高密度的香港，市區內多層次的人行通廊，也保障了遮陽遮雨的「人本福祉」。在歐洲，亦力倡公車候車亭頂端綠化、公車車頂綠化、高架橋梁柱綠化、公路隔音牆和防洪牆綠化等，實踐「見縫插綠」無所不在。若植樹不是只為了碳匯、降溫、抗汙染、容積獎勵等現實利益，則更應是推動都市更新、再生及綠地增益的「責任」，而非只是「獎勵條件」。

台灣四面環海，許多城鄉有山有水，甚而埤圳縱橫千里，若能讓河川、海岸、水圳去水泥化，增加濱水濕地、綠化空間；獎勵臨時性空地綠化、種樹減稅，鼓勵企業ＥＳＧ設置植樹育苗公益基金，乃至建立購地植樹信託制度，讓小市民也得加入。可以想像一下，當這些生態智慧、人力資源、財力資源得以跨界，透過宏觀遠見的作為而眾志成城；不僅既有的林蔭大道與河濱水岸，由小到大、由公到私，必可成就為水與綠交織的都市新藍圖。（作者為中華民國景觀學會榮譽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