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國源／當經濟預測碰上地緣政治風險

● 梁國源／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榮譽教授

無論是年初爆發的以哈衝突與延燒至近日的紅海危機，還是2018年後的美中貿易戰、2022年以來的烏俄戰爭，都彰顯出地緣政治風險對當代政經局勢的影響甚鉅，並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國際主要機構對經濟預測的準確度。

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2024年全球GDP成長率的預測為例，2020年10月預測為3.63％，一年後改為3.37％，隔年再變成3.18％。到了2023年10月，又變成2.94％，下修趨勢非常明顯，部分原因即是受到了烏俄戰爭的干擾；同樣地，IMF對2024年中國GDP成長率也是頻頻下修，從最早的5.65％一路下修至4.16％。縱然幾次預測期間先後受到動態清零防疫和上海市封城的拖累，但美中貿易戰、烏俄戰爭等地緣政治事件對全球與中國經濟的衝擊，亦是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之一。

地緣政治風險擴大　勢必造成政經勢力版圖位移

為何地緣政治風險會讓經濟預測失準？主要原因是絕大部分經濟預測或經濟計量方法教科書多著重於技術層面，甚少提及政治風險對經濟預測的影響，遑論地緣政治風險。即使是2019年出版、由卡斯爾（J. Castle）等人撰寫的《Forecasting: An Essential Introduction》一書，已論及黑天鵝事件﹝Box1﹞發生可能會造成預測模型失誤，但該書仍側重於技術性用語，像是Probability Density Forecast、Location Shift或Loss Function等，並未細探政治風險和經濟預測之間的連結。因此，若要將地緣政治風險納入預測模型，對於政治知識的掌握仍有其必要性。

那麼，究竟何謂地緣政治風險？布雷默（I. Bremmer）與基特（P. Keat）指出，任何會直接或間接改變經濟資產價值的政治事件，都可視為政治風險，舉凡開戰、恐怖行動、立法徵用私有財產以及修法改變外國投資法規等，都是政治風險的案例。而卡爾達拉（D. Caldara）及艾柯維羅（M. Iacoviello）則直指地緣政治風險是負面事件的威脅、實際發生和惡化，這些事件涉及戰爭、恐怖主義，以及國家之間、政治人物之間影響國際關係和平發展的緊張情勢。而地緣政治風險必然造成經濟金融層面變化，例如歷史上多起地緣政治事件造成的權力移轉，即曾引發國際金融中心位移。像是1700年代中期，歐洲地區爆發多起戰爭，捲入其中的荷蘭，國力持續被削弱，導致國際金融中心由荷蘭阿姆斯特丹轉移到英國倫敦；而當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提供大量資金，使其從戰前世界第一大海外投資者和債權國，成為欠債最多的國家後，國際投資者便另尋資金安全地，美國紐約成為首選並躍居國際金融中心首位至今。

極端事件不容輕忽　經濟預測應納入地緣政治風險

若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地緣政治風險常被輕忽，主要是人們習慣以常態世界的思維來理解事物，尤其二戰結束至今，全球大多數地區處於承平狀態，便輕忽現實中仍有極端世界的存在，此時便會面臨厚尾事件（Fat Tails）的風險，其極端值發生的機率比常態世界高出許多，且一旦發生所造成的衝擊將非常巨大。布雷默與基特透過發生機率的高低，與衝擊影響的嚴重程度之各種組合，將風險區分為非重大風險、重大風險和災難性風險三種情境，前面兩項風險通常可以透過標準統計方法來處理，惟因災難性風險大部分是震盪型且難以預測，故需要透過特殊方法來處理。但不管是厚尾風險也好，災難性風險也罷，若決定將地緣政治風險變數納入總體經濟預測模型，當務之急乃係構建嚴謹的量化觀察指標。

卡爾達拉及艾柯維羅於2022年在著名經濟學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發表的研究──依據新聞資訊建立地緣政治風險指數（GPR index，包括日、月、全球及國家別指數，並檢視指數自1900年以來的變化），便極具參考價值。以總體經濟數據觀察，較高的GPR指數將導致經濟災難發生的可能性增加，使投資和就業下降；若從微觀面的企業數據觀察，地緣政治風險暴露程度較高的產業，對企業的負面影響較大，且往往會造成較低的企業投資。雖然卡爾達拉及艾柯維羅的GPR指數建構主要係汲取自美、英、加等重要媒體所報導的新聞，但參照20世紀以來的重大地緣政治事件，可知該指數的可靠性已相當高。以全球GPR指數為例，歷年指數的相對高峰大多發生於戰爭／地緣衝突爆發後不久﹝圖1﹞，而2022年2月烏俄戰爭及2023年10月以哈衝突的情形亦然。因此，不單是從長期資料的驗證來看，這個指數的可靠性相當高，對短期事件的反應也相當即時。

圖一：▲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指數 。（圖／翻攝台灣銀行家）

由於台灣亦在GPR指數所揭露的範圍之內，檢視過往台灣長、短期的地緣政治事件，同樣可發現其可靠性相當高﹝圖2﹞。不管是1955年2月大陳島撤退；1958年8月金門炮戰；1996年3月台海飛彈危機，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選。還是2022年烏俄戰爭引發台海危機聯想、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 Pelosi）訪台，都能看到GPR指數快速飆升。

圖二：▲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指數 。（圖／翻攝台灣銀行家）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經濟預測模型常以納入簡單的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或運用較精緻的馬可夫轉換模型（Markov Switching Model）來捕捉變數在不同狀態下的動態行為，但當狀態變動得太過頻繁時，容易導致某些動態行為特徵無法被完全捕捉到，不利後續解釋。相較之下，GPR指數的優勢是本身就是數值資料（Numerical Data），不需要再另外設定虛擬變數或狀態變數，可以直接放進模型的相關結構方程式之中，進而有助於總體經濟預測更貼切地反映地緣政治風險的趨勢變化。

換言之，當地緣政治事件干擾經濟運作不再是百年一遇的偶發情形時，預測機構實應將GPR指數納入總體經濟預測模型裡，以確保其執行的經濟預測結果對產官學界的決策或研究，有參考價值。

巨大的權力移轉　美中競逐成為最大地緣政治風險

綜觀國際局勢，美中競逐可說是當代最受矚目的地緣政治風險之一，特別是兩國會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更是國際政治經濟的熱門議題。若從布雷默與基特對地緣政治風險的演變來看，美中兩國的競逐進程為緩慢推進之「巨大的權力移轉」（Great Power Shift）、既有強權危機感大增的「經濟制裁與禁運」（Economic Sanctions and Embargoes），以及衝突全面升高的「國際戰爭」（International Wars）等三個階段，而目前美中競逐顯然進入經濟制裁與禁運階段。

首先，從巨大的權力移轉來看，若參照澳洲前總理陸克文（K. Rudd）的觀點，將中國經濟發展分成三個階段：毛澤東主要掌政時期（1949年至1976年）、鄧小平及其追隨者主導經濟改革與發展時期（1982年至2017年），以及習近平思想主導發展時期（2017年後迄今），不難發現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進入高速成長期，整體GDP成長率（1982年至2017年平均為9.8％）與人均GDP成長率（1982年至2017年平均為8.7%）均節節上升。

誠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金刻羽（K. Jin）所述，西方自由市場經濟運作以企業和消費者為要角，政府雖藉由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構建完善的金融市場參與，但主導性有所節制。相較之下，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中，政府還多了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SOEs）兩大力量，且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策略，地方政府負責執行的方式運作，使政府在中國經濟運作裡的角色可說相當巨大。因此，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雖然納入了市場經濟概念，最終卻演變成因應中央考核所需而形成「市長+市場經濟」（Mayor+Market Economy），並非單純的自由市場經濟，使中國GDP成長率表現不僅隨著自然經濟循環起伏，更受到政策開放性鬆緊的牽引。

儘管近年來在習近平思想（如共同富裕、減少對外脆弱性）主導經濟發展後，成長已明顯趨緩。惟在超過40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政府厲行資源重分配、制度改革、人力和資本素質提高，以及民間企業家精神推動創新等因素，促使總要素生產力（TFP）的持續累積已形成一股強大能量。例如中國GDP占美國比重由1982年的6％大增至2022年的71％，日漸形成巨大權力移轉的趨勢，且新冠疫情期間嚴格封控措施加重全球供應鏈瓶頸問題，也讓各界再度認知到中國既是最重要的世界工廠，亦是主要的世界市場。再加上近年來中國海外學成回國人數逐年成長、大學的世界排名提升（反應研究能量顯著成長）、專利申請件數遙遙領先美、日等先進國家以及軍費支出大增，都猛烈地激起了美國對自身全球經濟霸主地位的危機意識。

美中新冷戰已是進行式　前線在經濟和科技領域

再者，歷史經驗顯示，當既有強國發現後進者已成長至有啟動巨大的權力移轉之勢，通常會率先啟動經濟制裁與禁運，對立方若持有利籌碼亦會採用反制裁予以回擊。只是，盤點一戰以來的重要國際制裁案例，大多數情況的制裁行為並無法有效平息衝突，例如1939年至1941年間美國對日本實施禁運石油等戰略物資後，日本偷襲珍珠港，最終掀起太平洋戰爭；1979年後美國針對伊朗核計畫實施貿易、能源、軍武技術、金融等廣泛制裁。但伊朗迄今未改變擴張地區影響力與發展龐大彈道導彈和武裝無人機；2018年美國總統川普（D. Trump）指稱中國偷竊美國智慧財產權和商業機密，進而對中國發起貿易戰，拜登（J. Biden）上台後，進一步將美中貿易戰升級到科技戰層面，限制美國科技業對中貿易，目的是拖慢中國在半導體、AI等重大與新興科技領域的發展，結果反而激起中國強化自有製造的求生慾望，企圖擺脫被美國卡住脖子的壓力，同時也透過限制部分產品（例如稀土）的出口加以反制。

至於，美中競逐會不會走到國際戰爭的地步？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N. Roubini）在2022年著作《Megathreats》中提及，美中競逐所觸發的新冷戰確實是改變當代政經秩序的誘發因素之一。

事實上，美中雙方在千禧年初期，依舊保持著和緩友善的關係，中國也才剛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美方更樂見具有龐大商機潛力的中國，能與國際經濟接軌。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中國開始相信其良好的技術官僚威權政體與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優於監管較差的市場經濟體及功能不彰的新自由主義民主國家。隨著習近平上台，在2013年後陸續推出「一帶一路」和「中國製造2025」等發展策略、5G等新興技術領域領先，不僅讓美國警覺性大增，美中兩國也醞釀出競爭對手的氛圍。相較於2000年後，中國大量資金用於產業與國內外基礎建設，使中國國力日強、國際影響力大增，美國則長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緣政治的軍需上花費甚多且成效甚差，並排擠國內資源運用，導致美國強勢國力不再，國際威信逐漸降低﹝圖3﹞，讓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危機感爆棚，終至今日你來我往、各種以制裁或競合為名的交鋒。一如陸克文所言，「目前美中關係可能還不到冷戰2.0，但已開始像冷戰1.5」。不過，儘管中國現在建立軍事能力的方式引人注目，惟新冷戰的前線主要是在經濟和科技（以半導體為主）領域。

圖三： ▲（圖／翻攝台灣銀行家）

值得玩味的是，在2023年11月中旬舊金山拜習會後，美中關係似乎又重新出現解凍跡象，未來觀察重點在於中國是否會遵守拜習會承諾，且以阻止非法芬太尼毒品流入美國、減少飛越台海中線戰機的後續作為最具指標性。

中國經濟後勢向好向壞　端視政治及政策可預測性

至於，在中國經濟對全球景氣榮枯影響力甚大的現實下，當前房地產債務問題等內部經濟風險，與美國若持續加強對中制裁，是否會使中國經濟難以重現往日光彩？悲觀論者直指，中國經濟正在面臨成長高峰已過、步入日本化、人口紅利轉為赤字、政治凌駕經濟運作等四大結構性難題；樂觀論者則認為，前述難題仍可能是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的陣痛期。在這兩種極端看法之外，《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夫（M. Wolf）近月的一系列觀點，如中國經濟未必已過成長高峰、日本化問題猶有解方、人口紅利轉為赤字確為難題、政治凌駕經濟運作絕對是硬傷等論述，則相對中肯。

尤其是2017年後，伴隨習近平逐漸將過往相對自由放任調性的政策收緊，首要目的是求其政經穩定，而非加速發展。同時，習政府對高科技行業的整改及美中脫鉤（源於2018年美中貿易戰迄今）等行動，令西方投資者因其政策路徑不可預測而卻步，並認為中國經濟後續發展有諸多不確定性，其經濟活力（Dynamism）正在消退。整體而言，未來中國經濟是否仍可期待的最大關鍵在於「政治」。對內，習近平政權能否說服國內人民「共同富裕」不僅是一個理想與口號，而是能夠兼顧共產黨政權結構與資本主義關係共存共榮，且打造出一個更平衡發展的經濟遠景之必然途徑？對外，北京政府如何妥善處理與美國之間競逐益發白熱化的關係、如何打消美國盟友與國際間對其經濟版圖擴張的疑慮等，都是美中競逐這個千禧年以來最巨大、影響最長遠的地緣政治風險，能否被控制在國際間可承受範圍，不致重創全球經濟成長的關鍵。

當然，在面臨美中競逐在內的重大地緣政治風險頻仍時，預測機構也應將嚴謹的地緣政治風險指標納進經濟預測模型，方能讓預測結果對社會各界發揮若干預警功能，進而降低地緣政治風險對經濟的衝擊程度。（本文內容為作者於2023年12月8日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劉大中教授暨蔣碩傑教授紀念活動」的主題演講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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