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村事件》的再思考：日本終於看見「轉型正義」展露曙光

文／栖來光

譯／高彩雯

電影《福田村事件》已在臺灣電影院公開上映。2023年，也就是去年，正值關東大地震100週年，在地震發生的那一天，9月1日上映的這部作品，一個月裡放映的電影院超過130間，進場觀眾高達15萬人，票房收入超過2億日幣，在日本的藝術電影史上，是值得紀錄的爆紅作品。

理由是，電影中討論的「福田村事件」是關東大地震後因為流言和社會恐慌和種族（民族）歧視引起的巨大悲劇，而近年，在追悼被虐殺的朝鮮犧牲者的儀式上，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連續8年未致上追悼文，也被視為嚴重問題。實際上，雖然未能精確掌握當時正確的犧牲人數，於是出現了多方意見，但關於「虐殺」的史實，已經累積了大量的記錄和研究，一直是被認定為「史實」的事件。

然而，知道當時狀況的人都已經離世，在今日也偶爾有極右翼人士聲稱「那不是虐殺」，小池都知事看起來也並不否定那類見解，因此不少人也對日本最近蔓延的「歷史修正主義」憂心忡忡。而且，至今為止，還沒有任何電影處理過在本作裡描寫的堪稱日本「暗部」的「部落歧視」和朝鮮人虐殺問題。以上提到的各種元素，造就了這部電影的大賣。

我在今年6月的台北電影節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心情非常激動，「日本也終於出現『轉型正義』了嗎？」臺灣已經完全深植人心的「轉型正義」的概念（編按：日文稱為「移行期正義」），在日本幾乎很少人知道，就算知道，多半是狹義或誤解的想法，大概也只是說些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處理，日本已經在「東京大審」的時候解決了吧，所以日本跟轉型正義沒什麼關係。不知道為什麼在日本沒推動「轉型正義」，但我個人認為這個概念對未來的日本是相當必要的，我在日本的論壇雜誌上也連載介紹了臺灣推動轉型正義的努力。

在台北電影節時，我得到了跟製作《福田村事件》的太秦株式會社的小林三四郎製作人和森達也導演對話的機會，他們也不知道「轉型正義」的概念。但我們都很迫切地感受到，在現今的日本，這種「充分正視過去」的努力，其實十分迫切。

▌福田村事件

時間從現在倒推回101年前，1923年9月1日，日本的關東地區發生了關東大地震。在瀰漫著混亂和恐懼的情勢中，流傳著朝鮮人將要暴動的謠言，許多朝鮮人、中國的勞工、社會主義者等因此被部分民眾和警察虐殺。事件背景是當時在大地震後，社會上蔓延的不安狀況影響下所引發的。

福田村事件正是在關東大地震之後的混亂期，發生在千葉縣福田村以及田中村的慘劇，受害者是從四國的香川縣來到千葉的被歧視部落的賣藥商販。這些口中說著香川方言的行腳商販，口中講的話和日本的「標準語」不同，因此被懷疑是謠言中「會傷害日本人的朝鮮人」，於是被地方警衛團所殺害了。

為什麼當時的日本人會抱持著那樣的猜忌？其中背景包含著根深錯結的日本殖民地支配和歧視的問題，對臺灣而言，也並非無關痛癢的別人家的事。

首先談日本人對在日朝鮮人的猜忌。

朝鮮在1910年開始被併入日本成為殖民地，比臺灣的殖民晚了15年，合併後日本政府推行了同化政策，義兵戰爭和三一運動等民族解放的獨立運動，受到了日本武力的強力壓制。在日本雖然並沒有一一地報導這些事，但抵抗運動就爆發在日本本土的旁邊，應該也無法完全封鎖消息。壓制這個在歷史上曾有過王朝、擁有確實民族認同的朝鮮，不知何時日本會被報復的不安焦慮被煽動，那也強化了對朝鮮人的鄙視和潛在的猜忌。

再加上「米騷動」和共產黨的成立、民主運動的昂揚等社會不安轉劇的狀況下，又發生了大地震。地震後，警方隨即散佈毫無根據的謠言，像是「朝鮮人要縱火了，他們會暴動」、「有朝鮮人在井裡下毒」，要居民們警戒。

而當時的內務省也對各地的行政長官下達指示，類似「要嚴格取諦朝鮮人的行動」。對那些謠言深信不疑的在鄉軍人會和青年團、消防團等組成了「自警團」警衛隊，在各地挑起針對朝鮮人的暴力和虐殺行為。警察和行政單位率先唆使市民從事「虐殺行為」真的非常恐怖，那正是因為當局自覺到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已經是難以處理的燙手山芋，暗藏了諸多問題。

事件背景的另一個重點是直到現代依然含藏多層問題的「被歧視部落」的存在。自古以來，日本在代代世襲的身份制度下，人們的職業或居住地都在各方面受到限制，有些人被規定為被歧視對象，在日本，被稱為「部落問題」或「同和問題」。

江戶時代因為身份制度固定，對被歧視部落出身者的偏見和歧視更趨嚴重。這種歧視心理在明治時期以後依然深入人心，被歧視部落的人們在面對就業和結婚等人生選擇時，還經常受到違反人權的迫害。

▌「部落問題」

福田村事件的受害者，就是這類「部落」出身的人們。例如在這部電影裡，受害者的行旅商販一行人離開故鄉後，進入了描寫他們要過橋渡河的場景。河川是從前的境界，「部落」多半位在河川旁，日本之前拍過一部電影描寫部落問題，標題就是《無橋之川》（橋のない川，1992年）。而本片中，那些被陷入恐慌狀態的福田村居民綁起來的受害者們，口中唸著的是1922年（大正11年）的〈水平社宣言〉。被歧視部落的人們希望能從歧視困境中被解放，為此成立了「全國水平社」，在創立大會上，朗讀的就是這份〈水平社宣言〉，內容包括了一直以來受虐的人們的痛苦和希求人類的平等與尊嚴，可說是日本最早的「人權宣言」。

「同和問題」、「部落問題」、或是「被歧視部落」，雖然是攸關日本社會本質的深層課題，但在日本，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也有地區差異和個人差別，現在問題依舊多層複疊，非常棘手，也影響了人們如何看待語言。譬如，在西日本，對受過同和教育的人而言，「部落」的說法是歧視用語，可是對生活在其他地區的人來說，部落只是聚落的意思而已。而說到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地區差異，因為「同和部落」特別集中存在於西日本。

像我是成長於西日本的人，所以聽到「部落」的說法，就會自動感受到話語裡的歧視意涵，因為小學到高中的12年之間我受了「同和（人權）教育」，知道那是絕對不能干犯的禁域。但是，大學畢業後，因為工作關係認識了從東日本來的朋友，很驚訝他們對「部落問題」完全無知。

關於「部落」受到歧視的起源，其實有很多說法。例如，在日本的農業社會裡，從事狩獵和動物屠殺的人會被歧視的「職業說」；還有佛教和神道教中被看作「穢」的「宗教說」。尤其過去被強烈提倡，但其實是近世發明的「政治操作說」：江戶時代在士農工商（武士、農民、工匠、商人）的身份制度下，再用政治操作將下層階級加以細分，就能轉移掉苦於重稅的農民的不滿，在我讀書的時代，這說法是主流。但是這說法近年也遭到許多批判和質疑。

而在民俗學上，還有「異民族說」，說是支配古代日本的大和朝廷壓制了自古以來就居住在當地的原住民反抗勢力後，強迫原住民遷居，並視之為「賤民」的說法。如果這樣思考的話，日本的「部落問題」大大關係到日本這個國家是怎麼出現的，也牽涉了日本國的國本——天皇制。換句話說，《福田村事件》，也是追問「日本人是什麼」的日本人定義問題的電影。

另一點，震災剛發生的混亂時期，為了辨識日本人和朝鮮人，用讓對方說出「15円50錢」來判斷敵我。朝鮮話的特徵是語頭的濁音不發音，所以能不能發出濁音就是生死關頭了，朝鮮人、中國移工、日本的秋田和沖繩出身的人，還有聽障人士，都成了犧牲者。對朝鮮人實施的「15円50錢」的測試，實際上是能不能講出「標準話」的問題，它的功能是審問受試者是否是能講標準話的「日本人」。

聽到「15円50錢」的測試，或許也有很多讀者會想起《悲情城市》中梁朝偉飾演的文清。也就是說，超越了國家和種族，所有的人因為置身的狀況，都有可能成為「當事者」，《福田村事件》直視了這樣普世性的主題。這次《福田村事件》的海報也是，彷彿和《悲情城市》有相通之處。兩位主人公的船行方向，是關東大地震後日趨晦暗的社會狀況，然後航向接下來的戰爭和大日本帝國崩毀的「死亡之旅」。

當然，這部電影也有很多問題。即使在日本，也有不少來自當事者的批判。例如，被批評太強調漢生病患的「悲慘」跟「可怕」，「被歧視部落」出身的行旅商販像是在詐騙般做生意的場景，除了助長歧視等等，也會衍生出目前還依舊存在的被歧視部落被迫「出櫃」的情況。實際上，這樁悲慘的事件之所以一直沉埋於歷史中，理由是受害者遺族為了保護被歧視部落出身的人們，過去對這件慘案完全噤口不言。

再加上，在觀影時我自己也覺得不妥的，是描寫女性時的性別問題。感覺上女性身為主體的欲望和家長制社會中作為「慰安要員」的需要被故意混雜了，以這部作品的主題來說，性的描寫稍嫌過度。而電影中導致福田村事件虐殺的「觸發點」是揹著嬰兒的女性，這個違反史實的設定（在真實的歷史中，加入虐殺的全是男性）又容易引起「女人都是情緒用事」的污名聯想，這也又落入了性別歧視的窠臼。

這些問題，可以感覺到和這部電影創作的相關人士中，有繼承了自由派和羅曼情色（ロマンポルノ）傳統的「惡劣套式」，那可說是日本電影界長期以來姑息的常態化性暴力和權力騷擾。但是，就算有以上的問題，這部作品能面世，已經很有意義了，而且正因為電影本身是相當有力量的作品，所以才能催生出這些討論吧。

在全世界日益增長的激烈「民族主義」的浪潮下，日本也發生了對移民的排斥風潮。每當災害發生時，日本的社群媒體上就會出現「外國人在災害發生的時候趁火打劫」的謠言，一看到犯罪新聞，就會有龐大的發文斷定是「朝鮮人」下的手。在新冠疫情時，聽說有些在疫情初期感染的人，在社區裡被流言中傷，名字被塗鴉在牆壁上，被丟石頭，甚至還有人因此不得不搬家。很傷心，也真的很丟臉，在這一點，日本人跟一百年前是不是幾乎沒兩樣呢。

那麼，該怎麼做才好呢？

那就是，學習歷史和人權，深自反省，以及拓展思考，除此以外別無他法了。不管在什麼樣的時代，我們經常得確認自己是否有歧視心態，如果不注意保持客觀，就可能一再重蹈覆轍。電影裡的他們，就棲居在我們自己的內心。

在日本，關於部落問題的教育，經常有人建議「不知道就不會歧視了，所以不要教比較好」，這被稱為「不要喚醒睡著孩子的理論」。但是，結果就演變為基礎人權教育的匱乏，我想長年關注人權教育的臺灣讀者，應該是很明白的。

只要感覺到問題，就出聲表現和提醒，不論如何拙劣，都能引發討論。接下來，老實反省問題，思考下一次如何應對，那不就是人類還願意相信他人的原因嗎？

在這層意義下，《福田村事件》能在現在的日本被創作出來，也讓我感覺到「希望」。期盼更多人能到電影院欣賞這部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