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城市垃圾桶」的移民後代：巴黎郊區青少年為何憎恨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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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7日，法國一名非裔少年奈爾（Nahel Merzouk）喪命於警察過度執法的槍下，整個過程被民眾錄下。少年所居住的楠泰爾社區（Nanterre）的居民看著流傳的影片，除了憤怒之外，更多的是錯愕與不理解。同樣出身於楠泰爾社區的記者阿蘭尼（Feurat Alani）聞訊後直覺地下樓，看到街上人人眼神凝重，所有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所有人都不發一語。

在楠泰爾，大家幾乎都彼此認識，就算不認識奈爾也一定對這張臉有印象，或至少也有共同的朋友。奈爾的死對楠泰爾居民而言不是一個單純的噩耗，他們的整個世界都改變了。

阿蘭尼收到這則訊息，就像是預告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事。當天，夜晚一降臨，楠泰爾便陷入烽火。這場火隨即延燒到全國各地，所有重要城市及外圍郊區都發生暴動。縱火、破壞、警民衝突等，汽油彈與煙霧彈取代了城市原有的風景，政府機關、學校、大型商家等成為主要的攻擊對象。所有市鎮首長都緊張坐鎮，警消醫護疲於奔命，直升機屢屢在空中盤旋。

槍殺奈爾的警察的同事們紛紛收到死亡恐嚇訊息，極右派媒體也趁勢將輿論從少年之死轉向支持警察、譴責暴民。政府的立場一方面承諾加強警方訓練，另一方面卻暗示要加強家長的管教責任（參與暴動者多半是未成年人或剛成年的年輕人）。然而這起事件如果能單純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來看待，要如何解釋如此大規模卻無組織的全國暴動現象呢？事實上，奈爾之死並非這些暴力事件的序曲，而是30多年來警方與移民社群衝突的其中一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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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在警察手下的非裔青少年們

1993年4月6日，巴黎十八區。17歲的剛果裔少年姆波渥壘（Makomé M’Bowolé）因涉嫌偷竊香菸遭逮捕至警局，與訊問警官發生口角後，最後卻頭部中槍喪命。事發當時還有另外兩名警官在場，然而他們靜靜地看著憤怒的同事拿槍抵著少年頭部，沒有上前勸阻。原來，亮槍恐嚇逼供是警局偵訊時的慣常手法，他們以為當天的手槍跟往常一樣沒上子彈。少年的死亡將警察過度執法的文化攤在陽光下，隨即引發民眾暴動，接連4日，十八區籠罩在幫派與警方暴力衝突的恐懼中。

2005年10月27日，在巴黎郊區市鎮克里希蘇布瓦（Clichy-sous-blois），一群青少年下午踢完足球，徒步從球場返家。途中經過一區住宅工地被附近居民看到，懷疑是一群不良少年準備偷東西，便通報警方。少年們察覺警車靠近，為了避免被盤查而跑進附近的變電所躲藏；警察見狀遂招集更多警力包圍變電所。警笛和無線電聲響此起彼落，少年們就更不敢出來。就這樣內外僵持了三十分鐘左右，直到15歲的塔沃黑（Bouna Traoré）和17歲的班納（Zyed Benna）誤觸高壓電死亡。

少年們為何看到警察就想逃？警察面對這些孩子，又為何如此大動作執法？這起悲劇就像是濃縮了長久以來非裔青少年與警察之間緊張關係。這一次，不僅是巴黎地區，而是全國各地的移民市鎮都掀起了暴動，警民衝突持續了3個星期，政府甚至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這些事件都與奈爾之死大同小異——青少年移民後代，因為一些小奸小惡或莽撞不懂事，在警察過度執法的情況下喪命。這些事件還有另外一個共通點——這些少年都住在城市郊區（banlieue）。

「郊區」在法國社會的語境當中其實是一個模糊的詞彙，因為在大城市的外圍所形成的附屬市鎮或聚落有很多種形式。有些地區維持農村聚落的形式，與所謂的鄉村地區（campagne）沒有實際的差別。有些則發展成都市富人的後花園，例如今日巴黎西部豪宅雲集的十六區，在19世紀尚未被納入巴黎市之前，就是布爾喬亞階級的郊區。

然而郊區一詞最容易讓人聯想到的，仍然是大眾階層（classe populaire）聚集的城市外圍聚落。這些地區從19世紀以來就一直扮演著「核心城市的垃圾桶」的角色，接納都市生活不想承擔的各種元素：重工業、墳墓、貧窮人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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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區為何淪為犯罪溫床？

1920年代開始，共產黨陸續在許多工人階級聚集的巴黎市郊行政區贏得選舉，因此有所謂的「紅色郊區」一詞。這些左派執政的城鎮以勞動階級的需求作為政策主軸，原本僅有附屬地位的郊區從1930年代開始萌生了某種獨立的地區認同。1950年代末期，政府為了紓解戰後嬰兒潮的人口壓力、並改善居住衛生，開始在勞動人口聚集的區域大舉興建大型的集合式社會住宅，短短幾年的時間，塔型與排狀的大樓就重畫了郊區的天際線。

這些充滿集合式社會住宅的新生「郊區城」（cité）開創了新的生活想像，不僅確保大眾階級最基本的生活品質，也某程度實現了社會融合，藍領、白領、新興小家庭等都共同生活在此一摩登的城市空間。

然而後續的發展也凸顯了此一都市計畫的侷限：無論是在空間地景或公共設施的配置上，郊區城與歷史性自然生成的核心城市都有很大的斷裂。而且由於規劃倉促，後續維護經費不足，1960年代就開始顯得破舊敗壞，再加上教育等公共機構資源的分配不平均，郊區城逐漸成為犯罪與失業的溫床。

經濟能力許可的居民都離開後，留下來的就是最貧窮的階層。1970年代經濟危機的同時，法國社會迎來大批非洲移民，大部分就被安置在這些郊區城。當有色人種成為當地最普遍的風景後，郊區城就像是被築起了隱形的圍牆，與外面世界的隔閡再也無法被取消了。之後，歷屆政府都試圖推出新的都市計畫，然而承諾的多、實現的少，所謂的「郊區再生」對於居民而言常常只代表外牆重新粉刷。時至今日，郊區的社會問題依然沒有改變，就像這首1997年的饒舌歌曲〈Demain, c'est loin〉所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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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他們如此憎恨警察？

孤立與貧窮的惡性循環中，唯一能在移民社區興隆發展的生意就是毒品交易。正因如此，郊區成為警察活動的重點區域，警民之間的緊張關係主導著郊區生活的日常經驗。幾乎所有在郊區長大的非裔少年，即便沒有從事過任何非法活動，都有被警察盤查或帶回警局的經驗。

根據研究郊區暴動的社會學者伽隆（Olivier Galland）的說法，「對警察的恨是所有郊區青少年自我內化的結構元素之一。」而就警察那一方而言，日常巡邏的風險與追緝犯罪的高度壓力，也更加深了他們對於非裔人口先入為主的敵意，執勤過程總不乏歧視性的言論與挑釁的肢體動作。惡性循環之下，郊區青少年對警察的恨就像悶燒的炭火，平時可以控制，一旦風起就一發不可收拾。

若想了解生活在郊區的少年們所面對的世界，可以看法國影史上著名的黑白靠片（註：指邪典電影、取自film culte諧音）、1995年上映的《恨》（La haine）。啟發該片劇情的，正是前述1993年的姆波渥壘事件。故事背景是郊區悲劇的經典情節——某少年遭警察傷害陷入昏迷，入夜後幫派暴動、爆發警民衝突。電影藉由三名年輕人的視角呈現郊區的空間與生活，也呈現他們內心巨大的矛盾與怨恨。他們恨警察，也恨警察背後所代表的整個社會。他們想要離開郊區城這個鬼地方，然而除了這裡之外，也沒有其他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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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時任總理的喬斯邦（Lionel Jospin）推出警察制度改革，在中央階層新增「社區警務」單位（police de proximité ; community policing），目的正是為了重新修復警民關係，增進警察與地方居民之間的聯繫，使警察更了解每個社區的特性，以降低執勤時擦槍走火的機率。然而這個政策在薩克齊時期遭到廢除。

近日由於奈爾事件，各界又開始討論是否應該重新施行社區警務制度。然而歸根結底，無論是警察制度改革或者新的都市計畫，都只是在瘡疤表面塗藥，無法觸及真正的病因。

受馬克宏指派研擬新一代都市計畫的波洛（Jean-Louis Borloo）在2018年的報告中指出，郊區問題將社會的撕裂具體地擺在眼前，真正的解方必須包含教育、就業、地區資源分配等，全方位的社會改造。

根據他的統計，這些艱困市鎮所能支配的經費比全國平均還低了30%；然而若要將他們從貧窮中拯救出來，還需要比平均多出30%的經費。然而後來馬克宏決定不採納波洛的建議。今天，在奈爾事件爆發後，輿論又開始翻出2018年的報告，檢討當時馬克宏的決定。

不過，法國社會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真正的問題？法國人民是否願意挹注更多的稅金在這些右派眼中「活該貧窮的郊區混蛋」身上？如果沒有，那他們是否準備好應對下一個奈爾、下一場暴動、甚至下一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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