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才不是文學沙漠（下）：日治詩社、戰後壓抑再到文化斷層後的文學獎

提起新竹，是不是仍隱約有美食沙漠、文化沙漠的印象？但你可能不知道，早在清領時期，竹塹城就有華美的園林，文人品酒吟詩是日常，潮流指標的大成街曾經是孔廟所在地；日治時新竹詩社蓬勃發展，更有許多知識分子投身社會運動；戰後臺灣文學作家歷經失語、言論自由壓抑、本土文化斷層的挑戰，作品綻放自切身經驗淬鍊出的光采。

本文將帶你看見新竹文人用文字和教育參與地方的途徑，更能跟著他們過往的足跡，走進新竹，來一場文化小旅行！

文／詹益承（嶼人）
攝影／黃英程

文風熾烈，繼續吹動，吹進踩著現代化腳步的新竹。上一篇我們一起鳥瞰清領時期新竹的文人活動，接著，讓我們踏入日治到戰後的新竹，看見一個充滿挑戰，卻也豐沛無窮的臺灣文學世界。

日治以後的文人意識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漢學教育受到新的統治者挑戰。根據《臺灣省通誌稿》記載，起初新竹支廳的書房數量統計雖是全臺最多，但隨著總督府漸次禁止與時局發展，此時的文人在歷經打壓後反而更加團結，也萌發了民族榮譽感，也因此迎來臺灣詩社成長數量最多的一個特殊年代。

作為一個來自異國的統治者，在總督府治臺初期，當務之急便是推動日語普及，於是包含明志書院在內，臺灣各地的文祠、寺廟、書院等處所，多被總督府挪用作為輔助國語（日語）傳習的教室，過去許多仕紳家族的書房因而廢止。其次由於百姓不再具有科舉入仕的途徑，對於地方文士來說，長年累積下的學識頓失求取功名的機會，從此書院的教育功能也就逐漸被總督府建置的學校體制所取代。在西學的強烈影響下，此一時期希望能學習、精進漢文化的臺灣文人，有的投入詩社，有的朝向現代集體的社會運動發展。

日治社會下充滿文人使命的新竹詩社

隨著總督府對書房實行的漸禁政策，全臺灣的書房漸漸廢棄，而詩社作為能夠合法集會的團體，便成為傳授漢文詩學與民族意識的重要節點。此一時期的新竹地區文人除了復設「竹社」以外，還有其他諸如「奇峰吟社」、「亂彈會」、「耕心吟社」、「陶社」、「讀我書吟社」、「大新吟社」等詩社共 20 餘間。

總督府之所以沒有針對詩社予以全面禁止，一方面因為當時的讀書人與年長者尚且受到漢人社會所敬重，另一方面受日本派遣來臺的官員當中，有許多本身即具備深厚的漢學背景，他們不僅只是善寫漢詩，甚至還能與臺灣文士之間相互唱和；以日治初期首任新竹縣知事櫻井勉為例，其在臺灣就任的一年期間，便嘗於潛園與在地詩人召開詩會，或經常與新竹文士一同往來名勝、應和酬唱，並留下不少的詩文記載。

與此類似的情節不僅出現在新竹，是時在臺灣各地也相繼出現「玉山吟社」、「穆如吟社」、「南雅詩社」等以日本人為參與骨幹的詩社組織，其中南雅詩社唯一的臺籍成員即是竹塹詩人魏清德，亦曾經於北郭園舉行詩會活動。可見日本傳統對於漢文詩學的喜愛，意外保護了教育變革之後，臺灣文人傳承民族意識的使命。

櫻井勉〈北郭煙雨〉

拖烟楊柳枝枝綠，帶雨桃花顆顆紅。
昨夜城濠漲三尺，讀書聲在水樓中。

不只書寫地方：竹塹文士的社會關懷

隨著總督府引進現代化的教育體制，部分臺灣文士在從文之餘，其對社會的關懷也逐漸朝向集體運動的發展；如竹塹出身的士人黃旺成即是當中一位鮮明的案例。

黃旺成出生於光緒 14 年（1888），年少時曾經進入私塾唸書，十五歲才於新竹公學校就讀；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返回新竹公學校任職，執教期間衷情於參與校內詩會，並且與其他教職員一同成立詩文研究組織「亂彈會」，可知此時他的心思多半都投入在教學和漢文之中，與昔日的文士並無太大的分別。

辭去教職以後，黃旺成經由工作的關係輾轉結識了林獻堂等人；受其影響之餘，隨後亦開始在各地辦理演講，企圖喚醒臺灣民眾的自覺，最終投身於臺灣文化協會。後續臺灣文化協會經過內部改組，黃旺成則成為臺灣民眾黨的創黨黨員並身兼記者。若跟教職時期對比，此時的黃旺成則致力於落實社會關懷與啟蒙講演，希望能夠啟發更多民眾，一同決定臺灣的未來。

值得一提的是，如同園林建築之於文士雅集一般；此一時期的新竹公會堂，經常也是臺灣文化協會（或臺灣民眾黨）在新竹舉辦講演或會議活動時使用的場所，尤其在昭和 10 年（1935）開放部分民選市議員以後，更是成為當選的新竹士紳前去參與市會的所在。可惜的是，總督府並未讓當選議員的角色名符其實，使得黃旺成雖獲選為首任議員，竭力參與以後發現未能一展抱負，便無意續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遷臺，黃旺成對於臺灣社會的關懷，則具體體現在《新竹縣志》的編纂工作；有關清代以來文人雲集的竹塹傳說，皆海納於此志當中。

竹塹地區出身的臺灣文學作家

不同於日治時期的漸禁政策，民國 35 年（1946）行政長官公署宣布全面禁絕日文版的報章在臺灣流通，使得當代方才從日治跨越到戰後時期的臺灣文士們，又再一次地面臨著有關語言教育的劇烈變動，加上不久後即爆發二二八事件，許多非中文使用者的文人作家皆因此遭逢「失語」的困境，未能參與此一時期中文方面的寫作，如龍瑛宗、杜潘芳格等；與之相對則是反共文學在臺灣的蓬勃發展。

民國 53 年（1964），吳濁流創辦《臺灣文藝》雜誌，並邀請龍瑛宗擔任編輯委員；這件事情在吳濁流筆下形容是「填起了二二八事件後十七年間的空白。」隔年，他再創設「臺灣文學獎」（今「吳濁流文學獎」），四年後更成立「吳濁流文學獎基金會」，將退休金十萬悉數捐出，提攜了無數的青年後輩，在文壇標舉起「臺灣文學」。現代許多著名的臺灣文人：李喬、洪醒夫、廖鴻基、夏曼．藍波安等，皆曾由此獲得獎項。

誓將熱血挽狂瀾，七十光陰一指彈；寄語萬千諸後秀，一心一德振文壇。
───出自吳濁流．〈我設立文學獎的動機和期望〉

《臺灣文藝》的創立，也對同一時代的杜潘芳格、龍瑛宗造成影響。民國 54 年（1965），杜潘芳格加入《笠》詩社，開始重回筆耕創作的園地；起初她的創作仍是日文，經吳濁流翻譯刊登在《臺灣文藝》上，受到眾多文壇前輩的鼓勵。後來她也陸續發表中文詩、客語詩，其詩集《遠千湖》甚至是收錄了中、英、日三種語言。作為一位基督徒，同時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家屬，她的作品也經常與生命經歷相互對映，成為一位同時具備親情、女性、信仰、鄉土、社會等意識情懷的文學作家，寫出文學在生命中的多元價值。

而早在二戰期間便成名於小說的龍瑛宗，雖然參與《臺灣文藝》的編輯，但受到語言與工作的影響，在這段期間僅僅只有片段的寫作，且因為須仰賴日文的協助，在臺灣遂存有發表或翻譯問題。不過文學家的一生卻不以此偏廢；民國 69 年（1980），在歷經苦學之後，龍瑛宗終於以將近七十歲之姿，推出第一部中文書寫的短篇作品〈杜甫在長安〉，兩年後他更以〈勁風與野草〉得到聯合報小說獎，徹底突破戰後寫作「失語」的窘境；最終這些作品以短篇小說集《杜甫在長安》集結成冊。後續龍瑛宗直到年過八十高齡，依舊筆耕不輟。

到了今天，回望這些竹塹文士，他們或許年少成名、時局困苦、家逢巨變、有志難伸，然而最終他們都緊緊地握著靈魂和使命，不畏辛苦、不畏凋零，完成自己為文的人生。從此「吳濁流文學獎」依舊繼續，昔日文人前輩的精神，彷彿還勸誘著青年的我們：「寫，就寫吧！不論多困難；不要白費這筆墨之間的造化……。」

●本文為 《貢丸湯》34 期「字在躲貓貓：新竹地方書寫進行式」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琅琅悅讀」頻道。原文為「你以為的文化沙漠曾是「北臺文學之冠」！ 乘時光機重回文人雲集的竹塹」，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