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正東近10年來，台灣對中國大陸的研究呈現兩條軸線的辯論，第一條軸線探索中國崛起後的國際秩序，展望非西方中心的美好新世界。第二條軸線關注大陸政經體制的脆弱性和國家社會緊張關係，警告台灣不要誤信其繁榮假象。儘管第一軸線的讚聲性故事在金融海嘯前後，贏得海內外的廣泛回響，但隨著兩岸通航，中共黨政要員和商業巨賈絡繹來訪，成為民眾繪聲繪影中共介入台灣的象徵，第二軸線的警示性故事後來居上，成為此間大陸研究的新寵。2017年4月出版的《吊燈上的巨蟒：中國因素的作用與反作用力》，堪稱警示性中國故事的集大成之作。
這本由吳介民、蔡宏政、和鄭祖邦3位教授主編的專著，將「中國因素」界定為大陸對台雜揉市場誘惑和政治威脅的經濟籠絡，藉此塑造跨海峽政商關係網絡，培育在地協力者，以影響台灣政治決策。該書寫作前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也四處座談探討威權國家如何影響脆弱的民主國家，其成果報告於2017年12月出版，並提出相當吸睛的概念銳實力，強調威權國家穿透民主國家的資訊環境以影響後者決策，該報告同步獲得經濟學人專文報導，一時聲名大噪。2018年3月，澳洲學者Clive Hamilton出版《無聲的入侵》，10月亞洲協會和胡佛研究所33名學者專家發表《中國影響力和美國利益》報告，「力圖改變民主而且無所不在的中國影響力」，儼然成為西方媒體主流的中國故事。
然而，「中國因素」及後續研究在媒體上的面貌，往往是單一的故事線搭配尖銳的控訴，多少反映此一研究範式和特定政治議程間緊密的「鑲嵌」關係。如此難免有損社會科學標榜的價值中立，甚至成為政治行動者濫用自由民主制度失靈的工具。具體而言，當前全球貧富差距急遽擴大，而民主制度又無力解決，嘩眾表演和仇恨言論已成為民主國家難以治癒的痼疾。若政治行動者不解決貧富差距，反將此歸咎自由貿易和中國商品，形同鼓勵仇外情緒，為埋葬自由經濟和民主體制點燃熊熊烈火。同樣的，西方的媒體與大學和大陸機關學校合作，也是因為各國政府撥款困難和金融市場困頓，非營利機構尋求自救使然。當然，合作都本該透明且守法，但根本的病灶，則是資本主義下大學與媒體喪失其公共性。
其實，國際關係理論的批判學派也承認，理論總是有目的，無法價值中立。若持此觀點，則應同時參考該學派另一主張，即現存政經體制總是存在結構改變可能，理論工作者應挖掘並擴大此可能性，從而實現具有解放性的結構改變。有機知識分子不當只是建構文化霸權的工具，更要對任何的文化霸權勇於解構。當中國模式之說大行其道時，研究大陸內部的緊張與脆弱，是非常必要的學術補課。今天，當中國因素與中國影響力已在媒體鋪天捲地，正視它單一故事線以及和政治議程過於親密的危險，同樣是理論工作者應有的擔當。
拜讀吳介民教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一書，提到台灣要爭取華語世界的領導權，並鼓勵讀者分辨「中共與中國、政權與社會間的差異」，以期在「機會」與「威脅」之上擴展視域，這是令人振奮又令人敬佩的。不知為何，在《吊燈上的巨蟒》書中，吳教授所撰並引導全書的「中國因素作用力與反作用力」一文，卻沒引用《第三種中國想像》？或許，這是有意的省略。
(本文已刊登於108.9.27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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