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啟銘
上月31日大陸公告自本月15日起，對台灣134項進口貨品中止適用ECFA優惠關稅，回歸到原來1-12％稅率。這134項貨品台灣去年出口到大陸98億美元，為了淡化此事件造成的衝擊，政府刻意將該數字放在對全球出口的比較基礎上，強調98億美元只占我對全球出口約2％，ECFA全部早收清單539項貨品對大陸出口占全球比重亦降至3.6％，表示對台灣影響不大。
可是若將該98億美元置於台灣的全球出口市場排名，即可發現，超過對德國總出口的81億美元而居第11位，豈可謂衝擊不大？對於關稅達6-12％的企業嚴重影響其競爭力，打擊又豈可等閒視之？
有關大陸取消ECFA早收優惠，政府強調已經備妥協助產業分散市場、發展差異化產品、精進低碳化與數位化製程三大策略的政策工具；這所謂的三大策略本就是企業平常在努力的方向，此時政府根本拿不出甚麼具體有效的措施，對受到衝擊的傳統產業、中小企業，政府可說僅剩一張嘴巴。
對於大陸的貿易措施，其實我政府可以採取若干作為，其一是目前大陸的反制對象都侷限在ECFA早收項目，可以依據ECFA規定，透過「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協商雙方的貿易糾紛，這是ECFA現成的機制。
其次是大陸之所以採取反制措施，部分原因是不滿雙方加入WTO這20多年來，台灣仍對來自大陸的2000多項產品採取歧視性禁止、限制等措施。我方可以針對沒有生產或者是已經大量開放外國進口等較不敏感項目開放大陸進口，釋放善意營造協商氛圍。前述可行途徑，不知我政府為何一直視而不見？
對外經貿對台灣而言是國安的支柱。自2018年美中貿易戰開打，台灣對外出口出現「脫中傾美」的趨勢，其中潛藏的危機與風險，不可不防微杜漸。
回顧1980年代初期，台灣對美出口快速成長，1984年美國占我出口比重創歷史新高達49％，順差隨之急遽攀升。在美國政治壓力下，新台幣對美元匯率從1985年的39.8大幅升至1992年的25.4，尤其是傳統產業出口遭遇嚴重困境，對美出口一路下滑，至1995年美國占我總出口迅速萎縮至24％。
1990年底我政府開放赴大陸投資，台商到大陸投資同時帶動供應鏈出口，支撐台灣的經濟成長。至2020年大陸（加香港）占台灣出口43.9％，2021年對大陸貿易順差突破千億達1047億美元，均為歷史最高。2000年至2023年台灣對外貨品貿易順差累計8345億美元，來自對大陸順差則高達1兆6289億美元，並且帶動台灣投資，成為驅動經濟成長最主要的力量。
但自2018年美中激烈對抗，美國對大陸平均進口關稅提高至20％，台商將部分產能移回台灣，大陸占台灣出口比重一路下挫至去年35.2％，今年1-5月更急降至31.0％，貿易順差去年跌至805億美元，重大影響我經濟成長。
相反的，美國占我出口則從2018年的11.8％升至去年的17.6％，今年1-5月驟升至23.3％，已取代大陸（不計香港）成為第一大出口市場；對美貨品貿易順差則從2018年的64億美元跳升至去年的356億美元，今年估計將達500億美元。
對美出口和順差快速增長對台灣整體出口潛藏著兩個風險，一是美國重施故技，迫使新台幣大幅升值。目前美國抗中，台灣有被利用價值，美國或許不會採取行動，但當台灣價值失去，美國能夠容許台灣對美順差達千億美元嗎？
其次，晶片之外，運用於資料運算處理的電腦、伺服器等資訊科技產品占我貨品出口美國的48％，美國占我該項產品出口的6成以上，進入AI時代台灣爆紅成為全球AI科技及製造中心，該等產品攸關國安及經濟，美國會否再以供應鏈韌性及地緣政治為由，比照施壓我印刷電路板和半導體產業的模式，促使我AI電腦、伺服器等產業掀起外移潮，豈能不未雨綢繆！
(本文刊於2024年6月15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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