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肇政在 台灣文學 史裡受到的肯定，無疑是因為他完成了兩部鉅構，亦即《濁流三部曲》（一九七九）與《台灣人三部曲》（一九八○）。前者屬於自傳體小說，後者則屬於家族史小說，二書都同樣在於建構台灣的歷史記憶。對照於當時強調的反共復國口號，台灣人的自傳體與家族史之歷史記憶重建顯然是與官方所期待的方向背道而馳。
■ 本文摘錄自陳芳明所著《台灣新文學史》，第十八章〈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的覺醒與再出發〉。
《台灣文藝》出版的最大衝擊，便是將文化認同的問題提上了文學發展的日程表，這份雜誌的兩位重要作家鍾肇政與葉石濤，在思想上也隨著本土文學的復甦產生了巨大的改變。在文壇上有「北鍾南葉」之稱的兩位作家，堪稱鄉土文學奠基時期的雙璧。這並不意味著在此之前台灣鄉土文學毫無淵源可言，而是說戰後鄉土文學能夠蔚為風氣，這兩雙推手的重要意義是不能忽視的。鄉土文學在台灣文學史上有其特定的意義，它萌芽於一九三○年代，係指針對日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與現代化等等擴張之下而產生的文學回應。日本殖民體制以其權力意志企圖改造台灣社會的歷史條件與生產方式之際，台灣作家提出振興鄉土文學的主張予以回應。藉由鄉土文學的建立，台灣作家一方面揭露日本殖民者的統治本質，一方面維護台灣文化的主體。因此，在日據時期，鄉土文學是以寫實主義的手法反映台灣客觀的現實，尤其是以農民與工人的生活為主調的作品。這種富有台灣特色與性格的文學傳統，先是終止於四○年代太平洋戰爭期間，後又斷層於五○年代反共文藝政策時期。因此，吳濁流在六○年代中期提出建立特殊而自主的台灣文學時，距離三○年代的鄉土文學已有三十年了。
鍾肇政與葉石濤的文學志業，並非始於《台灣文藝》的創辦。鍾肇政最早的小說發表於一九五一年，他與吳濁流的認識，則在一九六二年創作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之際。由於小說的命名與吳濁流的名字相同，遂使兩人有了訂交的機會。葉石濤的文學生涯始於太平洋戰爭時期，並且活躍於戰後初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之間。稍後以思想犯入獄，遂中斷對文學的追求。葉石濤的復出，是經過了將近二十年的中文學習。重登文壇時，適逢《台灣文藝》的出版。鍾肇政的長篇歷史小說與葉石濤的本土文學理論，對後來一九七○年代的鄉土文學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這兩位同庚的作家，其歷史意義因台灣文學研究的日盛而越加獲得了彰顯。
鍾肇政（一九二五─），桃園龍潭人，畢業於龍潭公學校、淡江中學、彰化青年師範學校。直至一九七八年退休前，他始終是一位認真的小學老師。他是少有的小學老師創作者，可能是台灣作家中產量最多的一位。在他之前，台灣長篇小說的嘗試在同輩作家之間頗為稀少，除了吳濁流的《亞細亞的孤兒》與鍾理和的《笠山農場》之外。 鍾肇政的出現，使後來的許多作家更加勇於投入長篇小說，特別是大河小說的經營。這方面的開拓，改變了日據時期只專注於創作短篇小說的現象。在短篇小說方面，鍾肇政的格局較為有限。在一九六○年代期間，他有意把現代主義的技巧融入短篇小說的創造，但並不成功。早期的短篇小說集《輪迴》（一九六七）8、《大肚山風雲》（一九六八）9、《中元的構圖》（一九六四）10，似乎都企圖在壓縮的篇幅裡容納龐大的故事。他不擅長精練的語言，也很難掌握明快節奏。他比較偏愛緩慢的語言，也比較耽溺於迂迴的思維。因此，他的短篇小說大多成為朝向長篇小說建構的基石，他的短篇小說技藝，具體顯現在《鍾肇政自選集》（一九七九）11與《鍾肇政傑作選》（一九七九）12。其他的作品還有《殘照》（一九六三）13、《靈潭恨》（一九七四）14、《大龍峒的嗚咽》（一九七四）15等。
他的藝術成就，全然展現在大河小說的渲染；通過家族歷史的著墨，而暈開了整個台灣人命運的輪廓。鍾肇政在台灣文學史裡受到的肯定，無疑是因為他完成了兩部鉅構，亦即《濁流三部曲》（一九七九）16與《台灣人三部曲》（一九八○）17。前者屬於自傳體小說，後者則屬於家族史小說，二書都同樣在於建構台灣的歷史記憶。對照於當時強調的反共復國口號，台灣人的自傳體與家族史之歷史記憶重建顯然是與官方所期待的方向背道而馳。在強勢文化的宰制之下，台灣的語言、記憶與歷史都刻意遭到邊緣化。官方政策以中原文化為唯一的政治認同時，鍾肇政的歷史書寫顯然帶有抗拒的意味。即使在創作過程中，作者並非有意識地要顛覆官方的歷史教育，這兩部小說在傳播時就已另闢一種新的國族想像。也就是說，鍾肇政在小說中描述的歷史經驗，竟是官方教育未曾涵蓋的。他的作品使讀者發現，原來台灣土地上發生過的歷史事實並未得到當權者的尊重。
鍾肇政刻畫的，可能不是一種歷史的現實（reality），但是小說中穿梭的情感與記憶卻是屬於一種歷史的真實（truth）。他的小說，讓許多被壓抑的日據殖民經驗釋放出來；亦即異族統治下的苦悶、羞辱、損害是如此真切地發抒於故事情節中，縱然作品並非完全依據事實，甚至還滲透了許多虛構，但他的發聲竟是強悍而充滿自信。鍾肇政歷史小說的文化意義，放在封閉的戒嚴時期來檢視，自然就得到彰顯。《濁流三部曲》由《濁流》（一九六一）、《江山萬里》（一九六二）、《流雲》（一九六四）三部小說所組成。這三部作品基本上還不能稱為大河小說，而只是自傳小說的巨型演出。所謂大河小說，必須以英雄式的主角為中心襯托時代的抑揚頓挫。至少小說中的時間橫跨數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從而顯示主角如何與他的時代進行互動或互拒。《濁流三部曲》並非如此，它只集中在太平洋戰爭與皇民化運動的最後三年期間。小說主角陸志龍是一位自卑、膽怯的知識分子，即使對於愛情也從未表達過果決與自信，遑論對時代浪潮的投入與干涉。如此退縮的青年，在動蕩時局裡成長，毫無自主地捲入歷史轉型中的風雲，自然不會表現積極進取的作為。陸志龍的個性，近似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中的胡太明，是時代的畸零人，也是歷史的旁觀者。論者恆以陸志龍的懦弱深引為憾，然而這樣的人物不也是歷史發生轉彎時典型的台灣人面貌嗎？他們的內心積鬱著憤懣，卻又患有嚴重的行動未遂症。鍾肇政極其細微而周密地描寫戰爭期間台灣青年的徬徨、怔忡、猶豫、掙扎，如果不是親身從那樣的歷史迷霧中走出來，絕對不可能有如此深刻的體會。《濁流三部曲》的成功，就在於精確掌握了一個卑微的知識分子如何困惑於日本人的認同，又如何在歷史流轉中追索自己的新認同。那種認同的幻滅與再生，正是戰中戰後知識分子思想上精神上的一種凌遲。整個過程是那樣緩慢，那樣痛苦，又是那樣無可遁逃。倘然鍾肇政塑造了另一種英雄典型，勇於接受時代的挑戰，並主動介入政治運動，而在國族認同上也未發生苦惱，小說若是這樣創造，讀者絕對無法體會戰爭期間知識分子的精神折磨。鍾肇政並未採取製造國族神話的捷徑，反而選擇在粗礪的現實裡，安排陸志龍經歷種種的試探考驗。小說主角的脆弱情緒與畏縮情感，才是具備了真正的人性。塑造這種反英雄式的形象，更為貼近歷史的真實。
相形之下，《台灣人三部曲》的結構就沒有《濁流三部曲》那樣緊密而完整。建基在原有的歷史小說創作技巧之上，鍾肇政企圖把個人的生命經驗擴充到全體台灣人的歷史經驗。他捨棄自傳體的書寫，轉而訴諸家族式的歷史建構。全書的氣勢與格局，較為符合大河小說的結構。《台灣人三部曲》以陸家三個世代為中心，時間橫跨的長度正好與日本殖民統治相始終。透過一個家族史的跌宕流轉，鍾肇政有意對整個殖民地的歷史做濃縮式的描繪。歷史記憶的建構，往往也是文化主體重建的重要一環。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受到戒嚴體制的貶抑之際，這部小說縱然不是有意識地挑戰思想禁區，至少也在很大程度上挖掘台灣人的「歷史無意識」與「政治無意識」。重新開發被壓抑的欲望與記憶，在某種程度上，與現代主義作家是雷同的。不過，現代主義者較側重個人內在的情緒流動，而鄉土文學作家則較注重家族或國族的集體記憶與外在現實。不過，《台灣人三部曲》並非是一氣呵成的作品。鍾肇政首先在一九六四年開始撰寫第一部《沉淪》，而在一九六六年完稿出版。然後，於一九七三年完成第三部《插天山之歌》，最後，才於一九七六年出版第二部《滄溟行》。以超過十年的時間擘畫大河小說，其耐力與毅力極為可觀。這三部小說有意構成史詩型的演出，以陸家三個世代的歷史經驗，作為日據時期台灣人殖民地生活的縮影。
《沉淪》是台灣人的移民開拓史與鄉土保衛史，時間背景設定於一八九五年乙未戰役的前後。小說的中 心人物以信海老人為支柱而發展出三條軸線，既有兒女私情，也有時代轉折，而主要重心放在一個家族是如何建立起來，以及這個家族如何與台灣土地建立起密不可分的情感。家族史與鄉土史的交織，譜出台灣移民
落地生根的曲折與執著。
第二部《滄溟行》，則是以陸維棟、陸維樑兄弟為中心，時間背景為一九二○年代政治運動的萌芽與擴展，蜿蜒寫出近代台灣抗日史的軌跡。小說中大量引用歷史事實與人名，使故事虛實相間地進行。這種書寫方式，頗能反映他當時寫史的雄心。書中的愛情故事，以維樑之依違於日本女子松崎文子與台灣女子玉燕之間的掙扎，來隱喻最後對鄉土的抉擇與擁抱。不過，其中穿插一些具體政治人物的姓氏，反而削弱整部小說的虛構性與說服力。
第三部《插天山之歌》，時間僅跨越一九四○年代的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一─一九四五），以陸志驤的逃亡、日警桂木的追捕為故事重心。小說旨在點出日本殖民者在瀕臨瓦解的前夕，對台人的監視控制更加嚴苛。桂木的緊追不捨與志驤的不斷閃躲，反映了殖民地社會強弱形勢的鮮明對照。論者對於志驤的逃亡甚以為病，不過，那才是對殖民主義的最大控訴。志驤被捕之際，也是日本宣布投降的時刻；這更可顯示日本人對台人的掠奪羞辱，即使到殖民體制的最後階段也未嘗有絲毫鬆弛。在藝術成就上，《插天山之歌》可謂高於《滄溟行》。鍾肇政畢竟是在戰爭年代成長的，最能夠體悟那段蒼白時期台灣人的深層心理結構。
在撰寫大河小說期間，鍾肇政在文學活動方面並未稍有懈怠。自一九六四年以後，他就積極輔佐吳濁流編輯《台灣文藝》，兩人的過從與合作，具體見證於雙方的書信往來。這段時期的重要史料，顯現在日後錢鴻鈞編、黃玉燕譯的《吳濁流致鍾肇政書簡》（二○○○）18。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六五年「台灣光復二十週年」時，他為文壇雜誌社編輯《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 19十輯，共收入小說與詩的作者達一百六十八家。幾乎當時資深、資淺的本地作家都已有作品收入這套選集。鍾理和、陳火泉、楊逵、林衡道、吳濁流、許炳成（文心）、廖清秀、鄭煥、張彥勳、林鍾隆、鄭清文、張良澤分別編入第一至第三輯，而現代主義作家季季、林懷民、黃春明、陳若曦、歐陽子、七等生，以及鄉土寫實作家李喬、鍾鐵民、黃娟、邱淑女（丘秀芷）、劉靜娟、李篤恭、余阿勳、陳恆嘉、馮菊枝則收入第四至第九輯。這可能是本地作家最整齊的一次總展現，也是對戰後中文書寫的文學作品做了一次總驗收。鍾肇政也同時為幼獅出版社編輯一套《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20共十冊，收入十位作家的小說，包括鄭煥、鄭清文、李喬、鍾鐵民、陳天嵐、黃娟、魏畹枝、劉靜娟、劉慕沙、呂梅黛等，都是第一次結集出版。這兩個系列叢書，是台灣鄉土文學運動的重要出發點。日後在一九七○年代嶄露頭角的作家，都可在這兩套叢書中窺見端倪。
鍾肇政之所以成為鄉土文學運動的巨擘，不僅在於他擁有旺盛的創作力，並且也在於他具備了文學活動的高度參與感。他的歷史小說與自傳小說還包括《馬黑坡風雲》（一九七三）21、《八角塔下》（一九七五）22、《望春風》（一九七七）23、《馬利科彎英雄傳》24、《高山組曲》（包括第一部《川中鳥》、第二部《戰火》〔一九八五〕）25、《卑南平原》（一九八七）26，以及《怒濤》（一九九三）27 。傲慢的意志使他展現了豐饒的文學想像，在同世代作家中，足堪睥睨。他的大河小說，在精神上是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的延伸，但在創作規模與技巧層次上遠遠超越了吳濁流，並且也為後來的李喬、東方白投射深長的影響。在文學史上，他的地位穩如磐石。
8 鍾肇政，《輪迴》（台北：實踐，一九六七）。
9 鍾肇政，《大肚山風雲》（台北：臺灣商務，一九六八）。
10 鍾肇政，《中元的構圖》（雲林：康橋，一九六四）。
11 鍾肇政，《鍾肇政自選集》（台北：黎明文化，一九七九）。
12 鍾肇政，《鍾肇政傑作選》（台北：文華，一九七九）。
13 鍾肇政，《殘照》（彰化：鴻文，一九六三）。
14 鍾肇政，《靈潭恨》（台北：皇冠，一九七四）。
15 鍾肇政，《大龍峒的嗚咽》（台北：皇冠，一九七四）。
16 鍾肇政，《濁流三部曲》（台北：遠景，一九七九）。
17 鍾肇政，《台灣人三部曲》（台北：遠景，一九八○）。
18 吳濁流著，錢鴻鈞編，黃玉燕譯，《吳濁流致鍾肇政書簡》（台北：九歌，二○○○）。
19 鍾肇政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台北：文壇社，一九六五）。
20 鍾肇政，《台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台北：幼獅，一九六五）。
21 鍾肇政，《馬黑坡風雲》（台北：臺灣商務，一九七三）。
22 鍾肇政，《八角塔下》（台北：文壇社，一九七五）。
23 鍾肇政，《望春風》（台北：大漢，一九七七）。
24 鍾肇政，《馬利科彎英雄傳》（台北：照明，一九七九）。
25 鍾肇政，《高山組曲》（台北：蘭亭，一九八五）。
26 鍾肇政，《卑南平原》（台北：前衛，一九八七）。
27 鍾肇政，《怒濤》（台北：前衛，一九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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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芳明
陳芳明創作逾三十載，其編著的作品影響深遠，例如主編《五十年來台灣女性散文．選文篇》、《余光中跨世紀散文》等；其政論集《和平演變在台灣》等七冊見證了台灣社會的歷史變遷，而散文集《風中蘆葦》、《夢的終點》、《時間長巷》、《掌中地圖》、《昨夜雪深幾許》、《晚天未晚》，在在呈現了高度文學造詣。
在文學創作之餘，陳芳明的詩評集《詩和現實》等二冊，文學評論集《鞭傷之島》、《典範的追求》、《危樓夜讀》、《深山夜讀》、《孤夜獨書》、《楓香夜讀》，以及學術研究《探索台灣史觀》、《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傳記《謝雪紅評傳》等書，為台灣文學批評建立新的研究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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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家族史小說有助呈現臺灣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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