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時一地出生，移動、維生，然後在另一時另一地死去─這是所有生命的尺度與歸途，也因此，「遠遊」與「鄉愁」，總是作家們筆下揮之不去的背景或主題。「家鄉」的概念究竟對生命產生了何種力學？本期巷口新書攤，邀請到甫出版新書，而主題竟有隱約呼應的兩位詩人，羅毓嘉與林禹瑄，來聊聊他們互為表裡的旅途與寫作。

WHAT？

● 《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羅毓嘉／著・寶瓶文化（2024.11）

●《夢遊的犀牛》・林禹瑄／著・潮浪文化（2024.11）

WHERE?

達文西咖啡，台北市大安區溫州街58巷2號1F

WHO？

● 羅毓嘉　一九八五年生。紅樓詩社出身，政治大學新聞系畢，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在資本市場討生活。頭不頂天，腳不著地，所以寫字。著有詩集《與山近的，離海亦不遠》等六種，散文集《阿姨們》等四種。

● 林禹瑄　一九八九年生。台灣台南人，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新聞碩士畢業，現為自由撰稿人，旅居比利時。文學作品多次入選年度詩選、年度散文選，報導作品曾入圍卓越新聞獎。著有詩集《那些我們名之為島的》、《夜光拼圖》、《春天不在春天街》，散文集《夢遊的犀牛》。

犀牛的政治：旅途中的命名者

羅毓嘉（後簡稱羅）　寫詩，其實就是賦予事情意義。這幾年我參與台灣的人權、性別倡議工作，加上疫情期間在台灣到處旅行，我就試著把政治議題與地名，透過詩作結合——來寫一本給台灣的詩集。也因為是這樣一本書，所以努力邀請到了我認為對台灣很重要的人：蔡英文前總統來推薦；這也是第一本有總統掛名推薦的詩集，或許有人會說，詩不應該找政治人物推薦，但我的詩一直在談政治，政治對我們這個世代的台灣人而言，是太重要的基調，文學如何能自外於政治？當政治形塑了人生，而人生產生了文學？

林禹瑄（後簡稱林）　有一位生於神聖羅馬帝國的畫家叫杜勒（Albrecht Dürer），他在西元一五一五年的時候完成了一幅木版畫，叫《杜勒的犀牛》（Dürer’s Rhinoceros）。因為那一年古吉拉特蘇丹國（今印度西部）的國王送了一隻犀牛給葡萄牙。葡萄牙國王為了討好教宗，打算把這隻犀牛送到羅馬，不過途中遇上船難，於是這隻犀牛就從來沒到過歐洲更東邊的地方。但葡萄牙對犀牛的一些敘述與繪畫，傳到了神聖羅馬帝國，杜勒就透過這些傳聞和材料，完成了這幅介於憑空的虛構，與輾轉的真實之間的版畫。一直到十八世紀，許多西歐人都以為犀牛就是杜勒畫裡的樣子。

這個故事吸引我的地方是，杜勒畫的這隻——帶著盔甲外皮，還多出一隻角的——犀牛不是真的，卻被大家喜愛而成為真實，真正的那隻犀牛反而死了。故事裡的犀牛，好像「遠方」這個概念在我過去九年異國生活裡的具象。在幻象間跌跌撞撞前進的同時，外皮也一點一點堅硬起來。《夢遊的犀牛》正是這段追尋遠方、在遠方遊蕩，然後質疑遠方的過程紀錄。

山海之間：家與廢墟

羅　台灣距離山與海都很近，古早台灣人講做生意，就是「拉著一卡皮箱，去海外」，這句話的隱喻是，海就是一堵牆。實際上在解嚴前，為了防範中共的登陸，海真的是不可接近的。你覺不覺得台灣有一種海盜性格？鄭成功是海盜，荷蘭人也是，國民黨的政權來到台灣，也有這種姿態。台灣人好像總處在這種「移轉」當中，即使是現在，我們也是在強權的結構中，為了生存，需要藉著各種小聰明活下去；而在各種當權者的換手之間，一個叫「台灣意識」的東西慢慢長出來，我覺得這是台灣文化對我影響很大的地方。

另一個是山。我小時候住高雄，老爸在中鋼上班，他週末就會帶全家去霧台鄉的阿禮，從那裡上山，往南橫，去阿里山或屏東、高雄的山地，在那邊露營。山裡面很幽靜，山非常巨大，但是在山裡面有另一個更巨大的東西，就是天空、銀河，那樣彎曲包圍著我們，我可以認出夏天的天蠍座和冬天的獵戶座。海和山都是有一個形體，他們雖然足夠巨大而成為一種限制，但在那之上總有更大的，「想像的無限」，這也對應到台灣這個地方給台灣人的意義。

林　我對「家」的想像，可能是你可以在裡頭躺平，把自己攤開，不必有任何顧慮的地方。只是我沒有辦法在我的原生家庭裡實現這個想像，加上想要逃離當時的工作，我就把一切都結束，跑到了國外去。在比利時住了九年，如果你問我是哪裡人，我當然會說是台灣人，但有時候會有點心虛，因為這期間很多重要時刻我並不在場。比如我一個人在異國看台灣隊打十二強棒球賽的冠軍戰，身邊沒有人和我一起緊張、歡呼，和在台灣看球一起狂歡的集體經驗是斷裂的。

回到個人層面，在路上旅行時因為未知因素太多，反而會讓自己潛藏的喜好和歸屬顯露出來。例如我很喜歡去廢墟，幾乎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找個廢墟去。散文集裡我有一篇就在談這件事，找到一個破破爛爛的地方，彷彿為了容納破破爛爛的自己，廢墟那種世界末日的盡頭感，反而有時候給了我回家的感覺。

後青年的寫作之路

羅　年紀的虛長給我一種「偷」的感覺，詩集裡我有一首詩叫〈男孩路的賊〉，談的可能就是這件事。詩題裡的「男孩路」其實是建中前面南海路的諧音，走了那麼多年，我有一天才突然發現，南海路走到底，接的原來就是青年路。詩裡頭，「偷」的意思就是假裝，我們都在假裝中長大，而不是真的本質改變了什麼——只是因為男孩路走到尾巴，自然而然就是青年路。

距離我第一本自費的詩集《青春期》也二十年了，當時出版時想著的是給我自己的二十歲禮物，靠近四十歲了，原來我也還在做一樣的事情。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製作型」的創作者，平常就是過日子，工作、喝酒，留下一些零碎的日記、雜文；但好像在某個時間點，我就會自覺要來整理作品了，結果就這樣出了十本書。那我會不會有寫不出來的一天呢？我的想法是，寫不出來就不寫；換句話說既然還能寫，我就繼續寫下去。

林　處在後青年的這一個生命的階段，我會覺得好像該玩的都已經玩得差不多了，當然要繼續玩也可以；但好像明天如果生命突然結束了，我也不會有太多的遺憾。創作上，以前的寫作比較靠近直覺式的，小時候最大的罣礙比較是形式上的憂慮，害怕不能得獎、不能發表、出書……

羅　你們這些得過台積電文學獎的，都會有這種焦慮欸！

林　以前啦，現在就比較不會（笑）。現在是我會意識到，寫作至少還是一件能夠讓我開心的事，我可以做到讓自己滿意的程度，反而發表、出版，不再是我首先的憂慮，我會更在意自己寫作的品質，或者，這是否就是我寫作的頂峰了？我會不會寫得最好的時候過去了，而我自己沒有察覺？

羅　我是覺得一個階段會跟一個階段不同，現在我比較不會執著好或不好——內在改變了就是改變了，小時候的我寫不出現在的我，反之亦然，現在我就是放鬆的接受它，這種感覺可能就是一種餘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