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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順民 ( 2008年1月16日 10:03)
關鍵字：蔣經國 非營利組織 蔣經國基金會

壹、前言

處於當代的國際關係網路之中，一個國家形象的維持已經不單單只是靠著政治、經濟或是外交的直接方法就可以達成目的，其間學術文化的交流與促進，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管道，對此，在1987年時便有提議以中華民國的經濟力量來成立專責的基金會，藉此鼓勵海內外來從事中國研究以及強化台灣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學術關係，從而提昇國際間研究漢學的興趣和水準。

事實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為蔣經國基金會）也正是在這樣的時空氛圍並且紀念蔣經國先生對於中華民國的卓越貢獻而誕生的，至於，宣佈成立於1989年1月12日的基金會迄今已屆將近20年的發展歷史，同時也是台灣地區三百大基金會裡排名第6大的財團法人。（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台灣300家主要基金會名錄2005年版）

表一：美國、日本、台灣前十大基金會規模一覽表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2005。

注：資料統計的年代美國、日本皆為2001年，台灣部份則為2004。

基本上，蔣經國基金會係以提倡海外漢學研究和促進學術交流為其基金會的成立宗旨，具體而微地以中華文化的傳統及其轉變、中華民國的發展（包括立國之後各時期之演變與發展）、台灣地區研究（包括人文及社會科學）、與中華文化有關之研究以及經典古籍之研究，作為基金會支持研究的補助範圍，顯然，這對於偏重在政治性解讀的蔣氏政權來說，以推動漢學研究之國際學術交流為主的蔣經國基金會，自然有它探究論述的正當性。（資料來源：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網站，2008）

準此，在一遍遍「去蔣」與「反蔣」的政治性論述過程當中，本文試圖進行之於「蔣經國」另外一種面向圖貌的爬梳，並且藉由包括使命（mission）、整體目的（goal）、特定目標（objective）、運作（operation）、規則（rule）、程序（procedure）、方案（program）、預算（budget）、績效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等等策略性規劃（strategic planning）的論述架構，以呈現出來近20年以來蔣經國基金會的組織運作情形。

貳、蔣經國基金會組織運作的策略性規劃初探

基本上，扣緊「使命－整體目的－特定目標－運作－規則－程序－方案－預算－績效評估」之策略性規劃的論述架構，本文之於蔣經國基金會的初步考察觀點包括：

一、使命層面

使命（mission）指涉的是組織創設與存在的憑藉理由，因此，使命的宣示比較是偏重在抽象層次的遠大作為，這部份我們當可以從蔣經國基金會的捐助以及相關的組織章程中窺見一、二，包括有：其一為“促進中外學術及文教交流之合作，增進人類福祉”；其二則是為“宣揚中華文化並增進國際間對中華民國實施三民主義經驗之瞭解。”（資料來源：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網站，2008）準此，雖然揭示著簡潔易懂的使命宗旨，但是，這也讓蔣經國基金會本身預伏了如何落實在工具性層次的各種行動意涵。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基金會當初設置時，有大部份的捐贈收入是由官方政府所資助的（在原始23億3千多萬元的基金總額當中，教育部的補助款占60.7％），再加上「蔣經國」個人名稱的基金會稱謂，這多少讓此一半官方性質的財團法人，要面臨到諸如政府相關機關代表、人事主導權、內部業務運作、基金會角色定位乃甚至於要求基金會更名或是修改組織章程等等政治性因素的可能干擾。

二、整體目的層面

目的（goal）指的是用以指引組織運作的方向原則，亦即，藉由相較於抽象概念的『使命』，『目的』的設定比較可以讓人快速地理解並且掌握到該組織成立以及相關運作的方向準則，以蔣經國基金會為例，其所標舉的整體目的為：“以嚴謹的學術立場，獎勵支持世界各國之學術機構與學者對中華文化之研究，並促進國內外之學術機構進行學術合作期望藉此途徑，使國際間對中華文化有更充分的瞭解，進而與其他文化融合，為全體人類的福祉盡一分心力。”

準此，對照於崇高的理想使命，蔣經國基金會所標舉的總體目的比較有著較為明確的方向感，但是，範圍太過廣泛、預留許多彈性的解釋空間、缺乏時間的進程架構以及偏向於質化的表述方式，通常這也是標舉目的時所必須要面臨到的各種結構性限制。

三、特定目標層面

基本上，目標（objective）的訂定較為狹隘且特定清楚，因此，舉凡組織架構、時間進程、所想達成的改變結果以及用以評估或監督的績效管理機制，經常會以可觀察、測量的建制形式出現，藉以鋪陳某種以成果為取向（outcome-oriented）的操作性指標。

在以蔣經國基金會所進行的個案考察，回應於如何以嚴謹的學術立場，來達到獎勵與支持各國學術機構或學者對於中華文化研究或漢學研究的特定目標，對此，基金會本身的組織架構已有其建制化的運作型態。（圖一）

圖一：組織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網站。

事實上，相應於推動世界漢學研究之特定目標而來的諮議委員審議機制（諮議委員係為任期制，同時各個地區諮議委員會的委員採輪替更動），這更是蔣經國基金會組織管理及其得以有效運作的重要特色，對此，基金會特別在全球各地分別設置有4個諮議委員會及3個海外漢學中心：

（一）諮議委員會部分：

1.國內地區：國內資深教授組成，審查國內之補助申請案。

2.美洲地區：任教於美國大學或研究機構之資深學者擔任。

3.歐洲地區：對歐洲地區之學術機構及漢學研究有相當瞭解之學者組成。其業務範圍遍及全歐，在此地區是以傳統與近代研究並重的。在預算上儘量保持一定之金額使之不受收入短缺的影響，以求維持一定之水準。在獎助金方面，博士後研究每人每年有1萬8千元的補助，最多補助二年。

4.亞太地區：熟稔該學術活動的教授組成。是本會開放較晚的區域。除以補助計畫的方式，進行學術交流外，並積極參與亞太地區基金會的合作方案。

（二）海外漢學中心部分：

1.查理斯大學蔣經國基金會國際漢學中心（CCK-ISC）：於1997年成立，其致力與成立振興捷克的漢學研究傳統及充實東歐的漢學資源。以推動東歐及南歐的漢學研究，並促進東歐地區與國內以及英法德荷等國的漢學交流，且提昇該地區教員的研究水準。

2.蔣經國基金會美洲校際漢學中心（CCK-IUC）：隸屬美洲分會，自2005年7月開始運作。

3.蔣經國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亞洲漢學中心（CCK-APC）：於2005年12月17日經董事會核定成立，是為促進各地區中國研究之多方合作，以提升中國研究之境界與內涵，推動兩岸三邊的學術研究及其他與教學、文化發展等有關業務之多邊整合。（資料來源：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網站，2008）

準此，建築在委員的輪替更換以及多元開放的諮議委員會上，這使得歷年來的申請案件與得獎案兩者之間的比率，一直都維持在三分之一的獲獎水準，而這也是蔣經國基金會能夠獲得國際學術界看重與肯定的關鍵因素，據以成為基金會持續推動漢學研究的重要憑藉。

四、組織運作層面

為了使命必達、履約目的以及完成特定的目標，在組織運作的策略層面上，蔣經國基金會的組織運作可分為決策、行政以及學術這三大範疇，這其中最高的決策單位為董事會，共計有21名董事，並且自第五屆董事會起增設監察人制度以及財務委員會，每年定期召開董事會、監察人會議與財務委員會，不過，雖然設有董事的退任制度，但是，董監事成員本身過於特定的政黨色彩，這也為基金會平添了更大的爭議空間。

至於，總會的辦事處則是綜理一般庶務的行政業務，並且在美國的華盛頓特區近郊設置有美洲辦事處以襄助美洲事務，同時也在美國、捷克、香港等地設立了蔣經國基金會海外漢學中心。最後，國內、美洲、歐洲及亞太等4個諮議委員會則是由上述各地區的資深學者所組成，分別負責審核該地區的計畫申請案。

準此，專業分工的組織運作策略，得以讓蔣經國基金會的業務推動穩健進行，但是，考量到不同區域的分殊差異，因此，4個諮議委員會也在獎助範圍、成員組成與補助項目上也所區隔（請見表二）：

表二：蔣經國基金會不同地區的業務運作型態

原始資料來源：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網站，2008。

五、規則與程序層面

誠然，定位為贊助型態的蔣經國基金會，自然是必須在獎補助上所必需要遵守的相關規定，朝著透明化管理的規則（rule）與程序（procedure）發展，對此，蔣經國基金會在規則層面的標準作業流程乃是：各個諮議委員會負責審理申請計劃案，並經由二階段的審查過程，也就是說，個別的申請案件都需要經過二次討論、三位教授以上的審查評估，申請結果再經由諮議委員會依據推薦的優先順序，呈報給董事會核定；最後，董事會再依據該年度可用的經費預算，作申請補助案的裁決定奪。換言之，專業分工、相互尊重的科層組織建制化，成為蔣經國基金會業務運作的最大特色。

六、方案層面

方案（program）指的是一套有系統的服務設計方式，運用各項資源、執行各種相關可行的特定活動，藉以達成事前所設定的組織目標，就此而言，扣緊方案層面而來的論述思考便是指涉一系列的設計步驟，特別是偏向於具體、技術以及較小範圍的概念內涵。

事實上，蔣經國基金會在成立之初，便已規劃會務發展的相關步驟（資料來源：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年報82-83年年報，1994），這其中在第一階段裡的發展重點乃是：妥適管理基金，以期使創會的基金日後再無巨額捐贈底下，也能逐年地穩定增加，這方面已從成立之初的23億多元基金累積資產至2007年的30億多元；此外，積極敦聘國內外素受士林敬重的學者擔任基金會的諮議委員，專責審評各項的申請計劃，藉此塑造基金會在學術界的聲譽口碑；至於，推動與國外著名基金會的關係網絡，基金會亦朝向重振漢學專業地位的目標發展。

第二階段的運作重點乃是在於與各國基金會的密切合作，共同資助該國的漢學研究，以擴大基金會經費的使用效果，特別是業務拓植到未有或是鮮有漢學研究的地區，以期使全球每一個重要角落的學術機構裡，都有學者在學習中華文化或從事漢學的研究，這方面已相繼在亞、歐、美、太平洋等等全球各地串聯起點、線、面的漢學研究學術社群。

最後，第三階段之發展重點乃是在建築在前兩個階段所奠定的基礎和樹立的聲譽，以進行全球性的募捐工作，期望能有夠更為寬裕的基金財力，以大幅增添補助的項目和類別，從而使全世界漢學研究的內涵更完整。

七、預算層面

蔣經國基金會主要是每年的基金孳息來推動相關的會務業務，但是，基金會本身財務政策之一便是每年將總生息收入的15％至20％回歸基金，藉以保持基金總值免於受到貨幣貶值的波及影響。不過，相應於每年平均近5百萬元美金的補助費用，這使得單靠每年約新台幣1億元的基金孳息，已漸漸不敷支應所需的龐大開銷，因此，無論是多方募集的開源抑或大部分基金收回自行管理的節流，都是蔣經國基金會之於預算層面所要面臨到的組織運作難題。（資料來源：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84-85年年報，1996）

至於，經費預算落實在業務事宜上，主要還是涉及到專業審議機制成熟的穩健運作，這方面蔣經國基金會不論是在基金的累積或是業務的擴展上，每年都是保持穩定的成長態勢，也就是說，雖有基金孳息與經費不足的財務壓力，但是，補助業務的變化並沒有出現明顯的落差，這主要是因為每一年度各地區的獎助項目與所占補助金額的比例，都是經過嚴謹的審慎評估機制，並且直接地落實在各項補助金額的分配上，藉以展現基金會審議把關的專業性。

表三：蔣經國基金會歷年來補助金額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元

原始資料來源：整理自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88年度至95年度年報。

不過，政策性決定這也是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因此，每年大約有一半以上之補助款都是偏重在美洲部分，這方面除了是回應於創會初期的北美地區就是基金會重點的補助區域外，主要還是因為美國的中國研究一直都是居於世界的領導地位，以此觀之，自基金會成立以來每年都能收到200件以上的研究申請案，這多少展現出來蔣經國基金會在推動漢學研究方面已獲致具體的回應和重要的貢獻。

八、績效評估層面

綜觀蔣經國基金會近20年來的發展經驗，在補助對象方面有學術機構、研究人員、學者、研究生、博物館、出版社、圖書館以及學術團體；在補助項目上亦配合各地區的學術特質與需要作規劃，多少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作用，但是，關乎於整套補助作業辦法的需求評估、過程評估、結果評估以及效益評估等等的績效評估管理（performance evaluation management），這也是基金會面對責信（accountability）課題而來的最大挑戰。

事實上，剛開始的蔣經國基金會是先前確定補助的基本研究方向、研究領域、地區，之後再從各種申請案件中去挑選資助的對象；後來，則是主動規劃某些的研究方向、研究領域甚至是宏觀的研究題目，並且以科技整合的方式來研究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發展，也就是說，經費補助所隱含的引領作用在於誘導參與的學者能夠多元化並且是跨越「傳統中國專家」的研究背景。準此，如何因應時代的變遷，使其在中國文化與漢學研究的框架裡，得以從單純補助對象與補助項目的量數統計之中，能夠有其質性且深邃的評估機制。

參、代結論－－蔣經國基金會的多重意義與展望課題

誠然，關於蔣經國基金會的檢視與探究理應是多面向的，首先，蔣經國基金會自許作為第一個以國內的經費來獎助國際學術界研究中國文化的財團法人，因此，清楚宣示並且標舉出“本會學術獎助業務之重點為：有關中華文化的傳統及其轉變，中華民國立國以後各時期的演變與發展，有關台灣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以及經典古籍之研究。本會之主要獎助對象為國際學術機構，並積極促進台灣學者與國外學者之合作。”（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新聞稿，2006.08.16）以此觀之，此一全球性的蔣經國基金會，就其角色定位以及特定任務上的自我期許，可謂是相當成功的。

其次，由於審議機制的建制妥當，亦即，董事會依據預算情況而刪除諮議會推薦初步名單的若干計畫，在絕對尊重諮議推薦之次序並且不予更動的前提底下，董事會與諮議會得以縝密配合，藉此建立起蔣經國基金會的學術聲望，並且達到成立初期所預設的階段性任務，而這同時也達到用以翻轉或是改變長久以來之於故步自封的民族主義、毫無妥協餘地之反共立場的「蔣經國」以及以『反攻大陸』作為政權合法性訴求之「國民黨政權」等等的印象修飾。

不過，扣緊當前微妙的政治氛圍與生態環境，蔣經國基金會本身自然也有它相應於組織蛻變、轉型以及未來展望的命題思考，這其中包括：

1.關於從台灣研究、中華民國研究、大陸研究、漢學研究以及華人社會研究之間可能的貫通落差以及比重原則，特別是「蔣經國－基金會」本身之政治性、學術性；國內漢學研究、海外漢學研究；在地化、全球化以及英語系統國家、非英語系統國家彼此之間的分殊和合。

2.績效評估的管理機制宜予於多面向的呈現，特別是所謂漢學研究、典範移轉、學術社群的建構性論述，而這種從亞洲、歐洲、美洲抑或太平洋洲等等漢學研究新視野的拓展，亦直指出相關的獎補助政策、策略指標和誘因條件，是否有其對應於短、中、長程的整體性擘劃。

3.因應責信年代而來的公共關係與社會行銷，基金會要有將包括季刊與年報、研究計劃、學術機構補助、研討會補助、傑出學者講座、學位論文獎助或是出版補助等等的業務成果，以進行關於通識教育創造性轉化的自我挑戰。

4.扣緊基金會內部環境的優勢（strength）與限制（weakness）以及外部環境的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而來的思考課題包括有基金總額規模不足、資產投資的建制管理、諮議委員多元化的學術背景、中國文化研究的重新定位、業務方針與獎助範圍有待廓清、基金會名稱的中性化、國內外政治因素的可能干擾等等的發展隱憂。

總之，標舉以「蔣經國」之名的基金會稱謂，該項舉措的本身就是一項充滿政治色彩的有意作為，只是，從過去風雨飄搖的匱乏經濟到經濟發展奇蹟的富裕社會，在憑藉政府與民間捐款所成立的贊助型基金會，在某種程度，也正是一種對於蔣經國先生之於台灣社會付出與貢獻的正面肯定，就此而言，如何從狹窄與單一的政治層面以進一步擴及到諸如經濟、社會以及人文等等之於「蔣經國現象」的不同面向解讀；連帶地，扣緊蔣經國基金會所推動獎勵與贊助性質的國際學術交流，這未嘗不是用來爬梳「蔣經國圖象」的另外一種可能，特別是對於台灣社會這一路走來辛苦打拚的歷史足跡和感人事蹟！！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 王順民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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