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思想史大師余英時病逝，海內外知識界痛失學術巨人。後學如筆者雖不習文史，亦同感震悼。自問歷史雖終將翻頁，但一個時代終結之後要多久，才能佐證余先生自許的「樂觀」？細思之餘，尤感極恐。
筆者初識余氏著述，方當1990年代初期台灣社科界盛行「韋伯學」研究。德國社會學巨擘韋伯定鼎之說，在探討西方資本主義興起。他一反馬克思物質論，主張新教倫理為其精神根源。此旨至東亞經濟崛起之初，挑發了儒家傳統究竟阻礙還是促進中國近世商業經濟之爭論。台大政治系當時也有新銳教師專門開設課程，批判性地加以探討。余氏當時借鑑韋伯的「理念型」與「宗教倫理」，闡發了比西方「公共知識分子」更早勃興的中國「士」的精神和後來「儒商」的傳統。這些新穎且厚實的歷史分析，使余先生的成就溢出文史，澤被法政社科領域。
余氏還曾引用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的銘言，判明靜觀虔信的古哲，與革命性知識分子的區別。這也曾鼓舞了筆者去追究列寧、葛蘭西、劉少奇等人概念中的「共產黨員」與「知識分子」間的有機關係。當時筆者認為，列、葛、劉等強調共產黨人需以「修養」超越「自在階級」，呼應了理念型中無階級的「士」的公共性。余氏也曾指出，正是共黨菁英曾使許多不限階級屬性的知識人相信中共更講民主，始能在政治與軍事上打敗國府。而毛的政略多次將「士」斥回官僚資產階級附庸，是大陸政局發生影響深遠的災難性錯誤的原因。
初看之下，余先生推崇的「道尊於勢」的士人精神、偏愛兼容中華傳統的「自由中國」，似乎都難逃紅樓夢中烏托邦大觀園的命運，注定要墮入悲劇的黑暗之中。但他對大陸「反右」之後斯文掃地、反智時起的風氣，還是深惡痛絕，以至於說出「中國不存在」、「台灣屬於自由中國」、「我在哪裡中國就在哪裡」的激揚決絕之語。
但現今真正令人頹喪者，不僅在於他寄望的「自由中國」，正走上「去中國」以求自由之歧途，還在於文史界因兩岸「中國」想像越加分殊而分裂。熱心救亡愛國之士固痛責先生背棄錢穆傳統而「親美」；悼念先生者則愈多移其「反共」之花，以接「反華」之木。拉高視野更極目觀之，此天下大裂、美中大爭之世，正是譁眾造勢、險幸當道的時代。胡適的寬容自由、錢穆的溫情敬意，不僅不可兼得，且正泥沙俱下、一同殞落。這恐怕是不碰網路，限於靠門人、訪客了解兩岸與世局的余先生，晚年論政時沒有預料到的。
余先生一秉「志於道」，關心兩岸三地乃至希望兼濟國事、天下事，是儒家「道尊」的一以貫之。或有言先生入美籍而責備，誠無知於華僑是革命之母、「離散」亦中華之辯證。不過余氏或因「身在廬山」而未能幫助世人先機洞識911事件以後美歐思想、政治、社會的「天下事」，甚至給人沉湎於90年代「歷史終結」、「美國例外」的疑惑，不免稍遜福山不斷挑戰昨日之我的氣魄。
福山僅躋於耳順之年，於世事仍可親見親聞；以此責備先生不能求全，殊非公允。筆者以余之識見勝福山者，仍在他是自傳統中求突破，再借鑑西方哲學，同時彰顯了中國思想獨特的人文價值。順著這樣的理路，讀者完全可以自己看見百年前中國與百年後「自由中國」（甚至美國）醉心打破傳統求進步的謬誤，其結果也必是重蹈「橫掃斯文百萬家、太平有策莫輕題」的陷阱。此亦足見余氏非循魯迅破棄傳統，卻仍近於錢穆的本衷。
哲人已遠，這結合傳統價值與自由思想的精神，在大洋兩岸不免都是山河破碎。但只要知識人平生不怕獨立思考，借先生之言，「未定項」永遠都在。
（本文已刊載於2021.08.16中國時報第A11版時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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