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近，談失業〈自殺〉、調適與政策

在台灣，今年年關雖將近，除了剛過的選舉熱之外，大家或許已經感受到過年似乎隨著經濟的不景氣呈現比以往更冷淡的氣氛，出了一般家庭沒有那股過年情之外，其實，最讓我們擔心的莫過於危機家庭究竟如何過這個年關呢? 本文從台灣失業狀況、失業的危機來看我們的這群高危機人口群「失業家庭」~他們常是年關中最難過的一群，他們的問題、需求、和協助之道。

揭開失業率的面紗

「失業」可能變成我們每個人生活的一部份

台灣失業率進年飆高已經是大家生活中均感同身受的事實，似乎失業隨時可能發生在任何人的身上，變成每個人生活的一部份。據了解，產業外移、經濟不景氣、政府無法創找更多的就業機會等等因素，讓許多勞動階層的人幾乎隨時可以感覺到”就業的不安全感” 之威脅，似乎「失業」可能隨時發生在任何人的身上，「失業」可以變成每個人生活的一部份。甚至，士農工商任一職業工作者，都可能因為雇主或雇主代理人以裁員、解雇、人力精減、業務緊縮、工作不力、或工廠(公司)歇業等理由而失業，也可能因被雇主或雇主代理人以強迫調職、降調減薪、工作不力、技術落伍或性搔擾等因素而遭遇失業。

失業威脅許多家庭的生活

依行政院主計處官方統計(大家都知道這背後尚有黑數問題)，臺灣近年失業率為民國93年4.44%、民國94年4.13%、民國95年3.91%、除了換算成每天大約有40萬到45萬人想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尚有有別的意義? 若以每人負擔之依賴人口倆人來算，可能有一百萬三十萬的人屬於危機人口群(含失業者本身)，除非這些人有穏定的其他經濟來源，並且有比較好的社會和心理調適能力，包括擁有正式或非正式支持系統，例如社會安全體的系照顧，或親戚朋友的協助，否則他們的生活經驗是堪虞、社會適應也會跟著發生問題的。不過依照官方的失業率統計，我們是否能相信這些數字代表的表面性意含呢? 經建會一項資料顯示， 1990年代中期以來，台灣勞動市場呈現失業率不斷升高、就業率及勞動力參與率不斷下降的所謂「一高二低」型態，而以1996年為台灣失業率攀升的關鍵年。因此，儘管近年有稍降情形，許多的失業黑數恐非我們所能忽視。

失業黑數與其他經濟危機人口群

這樣的失業率背後事實上隱藏著失業黑數與其他經濟危機人口群，它尚疏忽了兩類就業人口群，一類是"喪志工作者" ，另一類是"非自願部分時工作者"，前者是係指想工作而未找工作者中，過去一年曾找過工作，但因工作相關原因（因找不到合適工作、對工作環境不滿意、對自己沒有信心等）而退離勞動市場者工作得很沒有動力；後者工作者雖然有工作，但是工作本身只是部份時間，薪酬低，福利少，也缺乏社會安全保障和基本勞動權益保障。同時，這數字也忽略了這些勞動者所必須照顧的經濟依賴者，包括小孩、父母、和其他親人等，也難怪這些失業人口絕望之餘，帶著小孩一起自殺者在台灣相當的多，依年保守估計有數十起。

失業對個人生活調適的威脅

失業威脅生命價值的肯定

工作的個人價值包括工作界定一個人的社經地位，創造個人的社會網路，以及規劃個人的時間分配，最重要的價值是工作賦予個人一個自我的認同感。失業對個人的衝擊因此包括了〝質疑生命的意義〞。一旦失業，其壓力反應為酒癮、藥癮、自殺、生理毛病、家庭暴力等。社會心理學者 MASLOW 的需求階層論，說明人的需求最基本當然是生理需求的滿足，接著是安全需求的滿足、接著是歸屬需求的滿足、接著是尊嚴需求的滿足、最後才是自我實現。許多生活調適因子，例如失親、婚姻、或是其他相關的人際關係問題等，其傷害的可能都是單一或多重的影響，但是失業幾乎是上述五種需求滿足的全部剝奪，對個人身心調適適的威脅是相當巨大的。

工作的喪失引發自殺率的提升

工作的喪失可能導致憂鬱、導致酒癮和藥癮、導致自殺、導致生理疾病。Riegle (1982) 曾經引用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一項研究資料發現了失業和自殺率的關係，他發現當失業率增加 1%時，自殺率上升4.1%; 傷害(以刀等之傷害)他人比率增加5.7%;其他因心臟病死、肝硬化和壓力相關的失常行為增加1.9％，另外男性增加4.3％的心理疾病住院率，女性則增加2.3％的心理疾病住院率。可見，失業對個人是一個相當壓力取向的經驗，對個人是一個相當大的生命挑戰。上述研究也指出，失業者一旦失業，其日常生活的步調與生活結構也會失常，對於主要的社會系統的接觸也會減少，同時對家庭責任的分擔也變得更無力。一旦缺乏生產力，失業者常充滿了失落感、罪惡感、低自尊及低自信，這些心理因素進而惡化其找尋工作的動機和能力，因此，更創造了另外的個人和家庭的壓力，其中也引發攜子自殺或全家自殺的情形，這些尤其值得防範。

失業對家庭生活調適的威脅

失業若為主要家計者對個人和家庭打擊更大

失業對主要家計者而言意義又不同。一家之主或家中父母工作除了求自己經濟自主與獨立外，主要是為求家庭經濟穩定與經濟安全。因此一家之主或主要家計負擔者失業，其象徵的不只是個人或家庭經濟的失落更象徵的是個人經濟提供者角色的喪失。這種打擊是更大，而且更難調適。而失業者的家庭受到衝擊和壓力之後，依研究指出，均傾向凝聚力降低，不願意吐露壓力困境，同時也降低了互依性。家庭通常出現需求（挑戰和威脅）與能力（包括資源和應變能力）不平衡的現象，影響著家庭的功能。

失業家庭離婚率和家庭暴力相對提升

我們常說「貧賤夫妻百事哀」，對失業家庭更是明證。失業對家庭最直接的影響部分是經濟的穩定性，經濟的穩定性不足又會影響家庭關係。美國Leim & Leim (1988)研究指出，失業家庭與穩定就業家庭離婚率的比是7：2，而學者Voydanoff和Donnelly（1986）的研究也指出，配偶隨著失業者的失業期間愈長，愈可能有憂鬱、焦慮、和人際適應的問題。失業對家庭的影響，除了夫妻關係之外，尚有家庭暴力，這是失業者由於挫折感重，自我批判和外顯忿怒行為，容易對妻小產生攻擊性、虐待性或疏忽的行為。有些失業者從上班角色轉為家中照顧角色（全職），發生了難抵社會規範（男人應是工作者而不是照顧者）的衝突感，這種角色轉換導致小孩的適應問題。.換言之，為人父母的各種需求，可能秏盡個人的情緒資源，也降低父母對家人的耐性和照顧的能量。一旦失業時間變長，不良的家庭關係發生的機會越是增加。曾經有一位醫師說，失業者通常在經由婚姻暴力和兒童虐待作為生氣挫折和無助的出口，孩子和妻子是社會經濟問題的潛在受害者。研究指出兒童虐待事件多寡和失業率是相當一致的。

失業對小孩的影響

不管是來自身體或是心理虐待兒虐事件的創傷，對小孩有長期性的影響而且可能導致社會問題。這原因是失業父母對小孩在情感上較難滿足小孩愛、安全感和尊敬的需求。缺乏全感的小孩，其社會行為通常比較有問題，而缺乏愛長大的小孩，他的自我價值感、自尊和社會發展會有不良的影響。研究已證明，受虐兒可能出現下列各種行為問題(1)攻擊性、(2)過動、(3)社會技巧不足、(4)睡眠障礙、(5)很少微笑、(5)小心翼翼和大人互動、(6)白日夢增加、(7)逃家或有反社會行為。因此，失業家庭小孩通常變得失去自我價值感，比較退縮，通常會帶有冷漠與攻擊性，他們的社會互動技巧較差，也較少有笑容等等。此外，工作的喪失可能使得從未視照顧小孩為男性工作的失業者，不得不扮演全職家庭照顧者角色，這樣的男性失業者，可能會覺得與社會規範和角色期待格格不入而有挫折感，而且這種角色調適上的問題可能導致兒童虐待。

失業父母對青少年之工作世界觀和生涯發展之影響

當青少年目睹父母尋求就業安全的挫折與無力，青少年開始了解就業未並非可以自我控制的，這樣的感覺可能會讓他對自己缺乏自信，也讓他對父母找工作沒信心，也可能對外在經濟體系沒信心。研究指出，如果青少年一直維持這種工作世界的感覺或看法，他可能一直在充滿焦慮、憂鬱、低自尊中，他很可能是下一個進入職場的失敗者。青少年除了工作世界觀會受影響外，他的學習成就也會受到影響，而當學習成就變差之後，其未來接受教育的興趣和教育機會可能也減少，而且對生涯發展的自我意像和自我期待也會受到影響，其中女孩尤其比男孩易受到父親的影響，她們可能更沒有動力去求職業生涯。當青少年愈沒有信心，他可能愈會降低他職業的冒險與追求。於是，.青少年問題已不是他們的問題，而是社會整體的問題。

如何來協助這些失業問題家庭

立即策略:

成立過年關懷專線，提供一個高溫暖而且接納的氣氛給失業者或其家庭

父母的失業可能帶給個人、小孩或家庭脆弱的自我，這是失業家庭環境形塑下的結果。我們需要專業的諮商人員提供一個高溫暖而且接納的氣氛，以及高正向關懷感的諮商過程給家庭所有成員。這是因為這一類的家庭，他們的家庭關懷是相當缺乏的，因此諮商員對處在失業環境與壓力階段所提供的支持就顯得格外重要。過年時，中國人對節慶的情感依附，對家人關係的思念與附著，尤其當碰到生活調適難題時，容易產生"不可承受"之痛或"難以承受" "罪"等複雜情緒，更需要危機的扶持與介入。

運用個案管理的方法，結合社會資源體系和網絡

從服務網絡的觀點，諮商的服務雖是極為關鍵的服務需求，但也不可忽視學校、社區組、織宗教團體、社會福利機構、勞工服務部門對失業者的實質協助和資源的使用。諮商只是危機介入或心理能量的增強，我們需要的是有診斷、有實質、有專業評估的整合性服務，因此有效的個案觀禮和社會資源的整合是必要的介入技巧。目前台灣的失業者照顧體系，幾乎是撕裂型的照顧網絡，而且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嚴重整合不足的問題。

積極運用諮商輔導來處理小孩的情緒與問題

失業家庭中的小孩情緒往往被忽略了，家人失業對他們其實有很重要的影響。學校老師、社會服務體系甚至就服體系的人或是家長，對於小孩的焦慮與憂鬱，許多的方法都可以用來協助兒童和青少年處理他們的情緒和感受.。例如，體能有關的活動、寫日記、身心鬆弛技巧、和減敏感法都可以用以減少小孩的緊張和壓力。在此建議「擅用增能的過程協助小孩建立自信」，諮商輔導目的是強化小孩更能夠掌握和控制自己的生活以及他的未來世界，因此應幫助小孩了解這個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在專業的諮商中提供壓力管理、正向自我肯定訓練、社會技巧關係訓練等個人諮商技巧，以協助失業家庭中的小孩。其中最重要的是讓她們了解父母親的失業和他們無關，小孩不是父母失業的製造者和問題的引發者，因此提供一種支持性的諮商輔導關係，讓他們了解父母親失業下的害怕與恐慌是很自然的，家裡會發生一些事適應上的壓力與問題也是很正常的，但小孩都不是也不應該是大人失業的代罪羔羊，這種過程我們稱之為’充權或增能’的過程。

中期策略:

加強國家政策中不可缺席的失業保險制和就業輔導體系

目前我們的失業保險體系雖有就業保險體系之措施，讓失業者在失業期間擁一定期間的失業津貼的領取，這些僅止於有條件的領取，例如保險期間要夠長，己復時間必須接受較業輔導，然而真正輪為失業者，而且是長期失業者，他們的保險情況通常不是很樂觀，尤其是進進出出型的就業，幾乎很難符合就業保險中被給付的對象，即使是符合了，這些人多半是低技能和低工作能力者，他們的人力資本投資本來就是比較差的，如何讓這些人回到勞動力市場其實並不容易。因此這些人之所以容易為勞動市場所排除，足了具市面的就業網絡問題之外，還有為市面的個人就業能力的問題。因此，今天國家的就業協助政策必須為是巨視政策和微視策多管期下，並且輔以就業心理諮商，協助發展失業的生活調適能力，包括進行人力資本的再投資和正向思考失業的其他意義是相當重要的。

長期策略:

「促進女性就業」可以是一個間接手段

失業帶來個人和家庭生活調適的特殊性，除了個別接受諮商輔導甚至心理治療以減少適應上的各種問題之外，我們提出「促進女性就業」的理念來解救可能的男性失業危機所帶來的個人問題或家庭問題，這是因為我們發現:

1.當失業率高時，女性就業率反而提升，顯然女性在失業嚴重時扮演了女性在家庭經濟危機的重要教角色。台灣最近幾年，女性的勞動參率已經竄升到將近50%，仔細去了解，和男性失業率越來越高不無關係。當男性失業率攀高時，女性似扮演了家庭經濟”補充者”或是”經濟危機介入者”的角色，一方面是因為女性較男性較能屈就於不理想的就業條件之工作角色，其就業機會較寬廣，另一方面是家庭經濟的整體需求並不會因為男性失業而減少，當總體需求仍在時，女性其實很沒有留在家中不加入勞動市場協助家計的選擇。因此就業的可能性就增加了。這些現象反映在男女就業的數字”推拉“數據之上。

2.失業家庭中的女性是勞動市場的〝緩衝者〞(buffers)，易於從次級勞動市場中獲得非高技術性、非展望性的工作。女性的職涯發展往往受制於傳統性別角色刻版印象，這一類的性別意是包括男主內女主外等，因此”中斷型” 的就業型態相當普遍，也因而其就業的籌碼隨著就業計術或經驗累積的不足，只好屈就於一些缺乏展望的工作或是地技術的工作，在妥協中去完成就業期待。

3.長遠之計，〝雙工作家庭〞才是家庭可以依賴的家庭型態，可以避免任何一人失業危機所帶來的家庭危機。因此，提升社會〝雙生計家庭模式〞的家庭意識型態是我們在二十一世紀家庭與就業議題新選擇。不過這須要許多國家發展相關措施與配套，尤其是兒童和家庭照顧體系與措施，或說一套完整的平衡工作與家庭責任的國家政策作為配套，否則許多家庭的雙工作家庭願望是很難達成的。

〈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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