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明儒
隨著政府年金改革版本的定案，決戰立院的前哨戰即將展開。勞工團體已經決定在五月一日勞動節走上街頭，抗議勞保年金制度讓勞工「愈活愈回去」；而官式的回應邏輯則以「現在的人少拿一點，以後的人才拿得到」。
行政院的改革版本：所得替代率最後決定採取乙案，薪資三萬元以下維持一．五五％，三萬至四三九○○元則以一．三％計算；保費從現行九％，逐年到十八．五％，但以十二％做為調整的觀察點；民進黨則以十六．五％為上限，並提出以「先公保後勞保」的順序，試圖在這一波的改革中能夠縮短勞工與軍公教的差異。顯然朝野兩黨不管如何「論斤稱兩」，此次的年金改革都是注定「多繳、少拿、慢領」的減法邏輯。其主要目的是健全保險財務，重建人民對社保基金的信心。
然而在世代公平、職業流動及提升生育率的問題上，在此次年金改革上的處理相對模糊。例如勞保所得替代率採乙案有利於低薪資勞工，高薪資勞工（其實最高才四三九○○元）相對不利，具有「代內移轉」的功能。而甲案是當領完過去所繳的保費之後，再以較低替代率繼續領取，具有「代間移轉」的效果，然因衝擊太大、影響層面太廣而作罷。而公共年金之外的私人年金是此次年金改革未能觸及的部分，甚為可惜；政府其實可以藉由此次勞工認為損失的部分，透過財稅優惠或遞延課稅的方式，活絡商業年金市場，讓民眾感受到「收之桑榆」的感覺。
其次，延長退休年齡固然是不得不然的趨勢，但是不可輕忽其對勞動市場職業流動的衝擊。別忘了原有保險制度內即有增（減）額年金的設計，例如軍公教保險讓有意轉換職場跑道者，可選擇領取減額年金提早離開公職；同樣理念下活化職場流動，有利於不同職業別的國民能「各適其位」與「各得其所」，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加產能，這也可以是一種加法邏輯的思維。可惜目前有關建立不同職業別年金通算制度的規畫，卻無人聞問。
再者，許多弱勢團體主張建立一個不分職業別的全民基礎年金，可惜目前的國民年金制度卻是針對非勞動者的弱勢保險，未來可能整合全民共享年金的衛福部，其下所設立的國民年金局則仍有名無實。反觀韓國在二○○七年的公共年金改革中，已增加生第二個小孩的母親可獲得十二個月的年金基數，第三個以後可增加到十八個月的基數，年金制度改革成為一種強化家庭幼兒功能的積極措施。
對於高齡少子化的台灣，此波的年金制度改革並未針對這種趨勢做積極規畫；更何況，現在的儲蓄是建立在未來的生產上才有意義，假設存了再多的錢，未來卻沒有人投入生產製造，那麼再多錢有何用？因此，一種積極性的年金制度規畫，斷然不是純粹以保險財務負擔的觀點看待。
社會保險年金制度改革成敗的關鍵，不應該只是為了解決二十年後保險財務的問題；否則我們只要將社會保險委外，完全將其轉變成商業保險不就解決了？顯然沒有一個先進國家會如此改革。相反的，公私年金混合的年金治理模式在先進國家已經成為年金改革的重點。社會歐洲（Social Europe）的系列研究中，已經發現試圖切割公共年金與私人年金的年金改革，只會自陷絕境。
社會保險必須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所提供的是一種「風險年金」，卻又是具有未來性的「願景年金」而不是「短視年金」。同時，年金制度無法避免的是一種國家介入的世代契約，這種「社會約定」如同在結婚時新人的婚姻誓言一樣：你願意接受勞保做你的依靠，並許下在以後財務發生困難的環境中，仍然願意繳交高額保費、忠於社會保險的原則嗎？在年金改革的此刻，也許是每一個國民不能迴避問題。
（本文曾刊登於2013/04/29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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