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一個政治人物,往往是以他退場的方式做為判斷之依據。日本傳統戲劇所強調的﹁花道﹂,男女主角必須優雅的退出舞台,完全適用於政治層面。蔣經國的身世與經歷極其複雜,他是蔣介石的兒子,卻留學俄國成為共產黨員,與父親劃清界線,回中國後成為蔣介石極力予以培養的接班人,﹁贛南經驗﹂使蔣經國初試聲啼,國共內戰上海﹁打老虎﹂鍛羽而歸,蔣經國真正展現實力的舞台不是中國卻是台灣,從五○年代掌握情治、政工系統,六○年代進入軍事體系,七○年代成為行政院長主張﹁革新保台﹂,一九七八年成為總統,十年以後死於任上。正如金字塔旁的人面獅身像,蔣經國本人就是一個謎團,無法用最簡單的觀念加以解讀。
一九五○年代國府退守台灣,美蘇冷戰進入高峰期,台灣的戒嚴體制進入肅殺階段,白色恐怖的帳都被算到蔣經國頭上,﹁特務頭子﹂成為蔣經國被台灣民間敵視的最主要因素,哪怕蔣經國已逝世二十年,五十歲以上的台灣知識分子對這一段歷史仍然記憶深刻。民進黨內的基本教義派對兩蔣父子的高壓統治永遠無法釋懷,其情況與西班牙法西斯獨裁者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狀況沒有兩樣,西班牙最近通過﹁歷史記憶法﹂,重新省視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統治,是有其歷史經驗與創痛。南非在民主化以後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由圖圖大主教主持調查與賠償、和解歷程,台灣並沒有經過心靈的洗濯,以致﹁去蔣化﹂仍然成為目前政爭的主題。
儘管蔣經國在政治統治上備受爭論,但正如台灣歷代統治者如清代的劉銘傳與日治時代的後藤新平,蔣經國在一九七○年代行政院長任上推動的﹁十大建設﹂,卻成為台灣塑造﹁經濟奇蹟﹂的主要動力,其後台灣中小企業走遍全世界成為﹁日不落台商﹂,電子產業成為出口主力,蔣經國的視野與魄力不容抹殺。尤其蔣經國一手拉拔尹仲容、李國鼎、孫運璿等外省官僚成為財經火車頭,繼又透過﹁吹台青政策﹂拉拔本土政治精英,李登輝說他是﹁經國學校﹂出身,與日本戰後吉田茂的﹁吉田學校﹂相互輝映。蔣經國的﹁本土化﹂栽培了新一代行政官僚,台灣快速由農村經濟轉型成資訊經濟,如果沒有蔣經國的推動,很難想像是否能如此快速而穩當。
中產階級形成,必然提出參政的要求,這也是蔣經國必須面對的民主化問題。從一九七五年台灣政論事件、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一九七八年美麗島問政運動,民主化從小而大以致撲天蓋地而來,蔣經國先採取鎮壓,最後只能默認,甚至開放黨禁、報禁,一九八七年不得不宣布解嚴,蔣經國死前提出一連串民主議題,他也深知﹁大江東流擋不住﹂,他必須站在正確歷史的一邊,他必須在乎歷史的評價,而不能只在乎一時權力的掌握。國民黨在蔣經國手中,也由剛性威權政黨轉型成柔性威權政黨,甚至為成為民主政黨做了思想準備。
蔣經國深受中國傳統教育薰陶,受到五四運動愛國主義鼓舞,因緣際會加入了俄國共產黨,體驗了史達林的統治,學習了俄國知識分子民粹黨的走入基層。蔣經國中年以後與美國人打交道,置身於美式民主的情境,他最後選擇了自由、民主、人權的核心價值,揚棄了法西斯或共產主義,這是蔣經國傳奇性一生的奇遇。尤其面對台灣本土化、民主化浪潮,蔣經國順應潮流而非攖其鋒,領導者順風轉舵留下歷史地位,這是蔣經國的智慧抉擇。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經常赴台訪問,與蔣經國成為好友,兩人連袂赴鄉間參訪,有一次李光耀以流利的福佬話與民間人士對談,蔣經國看到此時此景感慨萬千,客家人李光耀為了做好領導者,痛下決心學會福佬話︵閩南話︶,蔣經國卻只能講一口﹁浙江國語﹂,蔣經國在臨終前曾公開說﹁我也是台灣人﹂,與李光耀所給予的精神震撼有關。蔣經國選擇了做台灣人,二十年後的台灣人又如何接納蔣經國?
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顯示,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無不以軍事強人身分崛起,他們始終無法跳脫武力的歷史循環,蔣經國在台灣的經驗,卻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歷史進程,他在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公民社會的衝撞轉折期,寧願回歸到政治生活的基本面,以民生經濟做為優先考量,蔣經國重新塑造自己,也為自己爭取到新的評價,台灣最早成為民主化的華人地區,與蔣經國的抉擇、意志自然有因果關係。
歷史是永無休止的爭論,歷史也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蔣經國的歷史資產仍在發酵,無論對他採取何種評價,雖然他過世已二十年,但好像他昨天才過世一樣,仍然值得我們深思、反省、辯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