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震華
日前，蔡總統表示政府會排除萬難、每年調高基本工資，引發各界關注。資方立刻表態，說疫情下營運已受衝擊，頂多只能調高1%到2%；勞方也不甘示弱，認為通膨嚴重，若不大幅調升(如10%)，將被通膨抵銷，有調等於沒調。這齣「照顧勞工」的年度大戲即將上演，當然不能輕放獲取政治利益的大好機會。
然而，適用「基本工資」的，除了外勞以外，基本上是拿時薪的「部分工時制」勞工，月薪制的薪資很少低到基本工資。所以調高基本工資，基本上是在「討好」那些在「便利店」等處工作的年輕人，和絕大多數勞工無關。若勞工的「生產力」或「平均薪資」年年顯著成長，則年年調高「基本工資」就沒有問題；但若「平均薪資」沒有提升，卻逐年顯著調漲「基本工資」，就會衝擊企業、減少雇用勞工而提高失業率。
韓國的近年經驗，足以令人引以為戒。由於政黨競爭激烈，韓國在2012年後，每年都將最低工資調高6%以上；文在寅政府更在2018和2019年調高了16.4%和10.9%，讓2019年失業率由2017年3.1%竄升到4.5%，即使2020後的3年趕緊收斂，只提高1.9%、1.5% 和2.1%，卻已來不及－依自營業組織報告，加上疫情衝擊，到2021年8月的一年半，韓國有45萬家企業倒閉、平均每天1千家，情況非常嚴重。
蔡政府6年來逐年提高基本工資，而台灣失業率沒有顯著提高，這當然是好事，但不表示未來也會如此；特別是和基本工資關係密切的「商業服務業」，在疫情管制下非常蕭條，進一步大幅提高基本工資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務必謹慎從事。
將提高「最低工資」作為提高「勞工薪資」的重要手段，是錯誤的觀念，因它只影響生產力最低的邊際勞工，目前在台灣接近40萬人，占總受雇勞工800多萬人不超過5%，對平均薪資造成的影響即使有，也非常微小。台灣勞工的平均薪資要提高，也不能只靠半導體等高科技製造業，即使它們是一片榮景；因充其量它們只有2百萬勞工，其他廣大的480萬服務業勞工才是重心，但除金融、房地產、運輸、資訊等少數行業外，都處於長期低薪，政府也無力輔導。
一般服務業低薪的癥結，在於市場太小，不像製造業可以藉出口讓全球成為腹地。兩岸關係惡化，讓大陸服務市場無法納為台灣服務業的腹地，讓服務業雇員無法順利流動、獲取更高薪資，成為兩岸關係惡化下的犧牲品，政府卻只能年年「炒作」基本工資來「迷幻」拿時薪的年輕人，這不是服務業低薪的解藥。
只有讓「兩岸服貿協議」生效，或藉申請CPTPP和RCEP時，和對岸諮商「自由貿易協定」，讓台灣勞動力透過市場擴大、提高生產力來獲得高薪，才是照顧台灣廣大勞工的正解。提高基本工資，只是糊弄勞工的「迷幻藥」罷了。
(本文刊於2022年6月11日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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