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肇洋
隨著年底地方選舉來臨，超過千萬選票的勞工動向再度成為左右朝野政黨勝選之關鍵。最近蔡總統在出席「全國產業工會會員代表大會」致詞時表示，政府計畫希望每年能夠調高基本工資，加上國內通膨日益嚴重，將會「排除萬難」提高基本工資，讓今年即將召開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更是隱含頗濃厚之政治意涵。
無庸置疑，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產業供應受阻及俄烏戰爭等外在因素影響，造成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不斷上揚，去年8月迄今連續10個月年增率突破2％通膨警戒值，尤其今年3月以來連續3個月超過3％，在年底前恐難重返通膨警戒值之內，在此將可以預期，明年此一落實蔡總統競選承諾的基本工資有相當幅度之調高。
依據現行「基本工資審議辦法」，每年勞動部將會按照往例，邀集勞、資、政、學各界代表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同時衡酌經濟成長率、就業狀況、家庭收支調查統計、各行各業勞工工資、國民所得、消費者物價指數、躉售物價指數等多項指標變化進行諮商，若同意調整，則彙整建議方案，經陳報行政院核定後實施。
然而，從近年以來調整基本工資審議的狀況加以觀察，每次審議過程始終呈現勞資雙方各說各話、南轅北轍僵局，陷入雙方皆不滿意糾葛。雖最後勞資雙方在斡旋下勉強達成調整基本工資共識，但並未化解彼此所存在的爭議。如果歸納勞資雙方糾葛癥結可以發現，其實仍聚焦於缺乏客觀調整公式，以及未能合理分配經濟成長果實。
先從調整基本工資公式來說，自從民國45年透過行政命令訂定基本工資之後，雖歷次審議委員會議皆按上述指標變化，透過勞、資、政、學諮商研擬調整幅度方案；但難以理解的是，迄今勞動部並未針對這些指標彼此關聯、權重多寡等，利用計算訂定較為客觀調整公式，同時配合勞動情勢與時俱進加以修正，導致迄今始終無法以合理的數據說服資方。
再就分配經濟成長果實而言，勞方認為依據主計總處GDP構成分配統計顯示，除生產及進口稅賦淨額、固定資本消耗外，受僱人員報酬佔比從1992年51.06％逐年下降至2019年46.03％；相對企業盈餘佔比從29.49％提高到32.33％。再者，若從國際比較，以2019年為實例，僅有超過新加坡40.1％及南韓45.7％，不及英國49.5％、加拿大50.9％、法國51.0％、日本51.4％、德國53.3％、美國53.4％，無疑說明受僱人員並未隨著經濟成長合理獲致分配果實。不過，資方認為面對日益競爭國際環境，必須保留資金厚植競爭條件，始能持續創造企業盈餘。
在此同時，回顧勞動部為了落實蔡總統所倡議的訂定「最低工資法」政見，雖2018年11月劍及履及公布「最低工資法草案」；但因為涉及勞資雙方利害關係，在共識難求狀況下，使得草案提出超過三年，迄今尚未通過行政院審議，遑論正式送請立法院進行審議完成立法程序，無疑讓勞工權益保障陷入好事多磨的焦慮，更是讓勞動主管單位肩負沉重之壓力。
隨著年底地方選舉來臨，我們希望政府別再採取政治操作，以「恩給」的作法調整基本工資，而是因應未來產業環境急劇變化，勢必迫使就業型態大幅轉型之下，期待「最低工資法」能夠加速進行審議，同時訂定較合理的計算公式，透過「法制化」加以落實，讓「最低工資法」成為今後基本工資制度性及常態性調整的依據，如此始能讓弱勢勞工之權益獲致保障。
再者，與其每年勞資雙方陷入爭議糾葛，必須注意未來在「最低工資法」中所配置的專家學者審議委員人選，則由勞動部和經濟部分別推薦，以示合理，避免淪為悠悠之口。此外，在議案審議程序上，如果勞資雙方無法達成共識，並非採取直接表決，而是「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同時持續召開審議，力求周延」，以示公正，減少勞資雙方陷入歧見。
整體觀察，訂定「最低工資法」不但兌現蔡總統所提出的支票，而且讓基本工資的調整，落實「法制化」，同時讓經濟和勞動兩個部門背後分別承受工商團體與勞工的「民意」壓力，藉此獲致舒緩。畢竟，基本工資制度良好與否，除了涉及保障勞工基本權益之外，更是創造勞資和諧關係，提高民間消費，進而促進社會安定最重要的一環。
(本文刊於2022年6月30日工商時報)
財團法人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林祖嘉
劉大年
王順民
徐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