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祖嘉
日前，國內部分媒體指出，當年有一些「馬習會」的祕密檔案沒有移交，然後，立法委員就在立法院質詢，法務部長邱太三回應說，如果真的有檔案沒有移交，就會違反《國家機密保護法》的規定。
這些媒體報導「馬習會」存在有祕密檔案，主要的理由有二點：第一，以前政府在兩岸溝通上都有祕密管道，因此這一次這麼重要的「馬習會」一定也有祕密管道來做事前的溝通。第二，之前馬政府在移交時，所有馬習會的相關資料都是在「夏張會」之後的資料，但是「夏張會」到「馬習會」只有不到1個月的時間，總統出國行程應該早就決定，不可能在短短1個月不到就成行，因此，在「夏張會」中討論「馬習會」的說法只是一個幌子。
大家都知道，政府行政一切都應公開合法，因此兩岸如果有正式的第一管道可以溝通，然後把溝通的過程都記錄下來，那為什麼還需要其他管道？因為以前李登輝總統和陳水扁總統時代，兩岸沒有正式溝通管道，因此可能有些重要事情會經過其他管道進行溝通。但是這並非常態，相信國人也不希望看到這種溝通方式，因為畢竟不容易受到立法院和民眾的監督。但是，在馬政府時代，因為兩岸關係大幅改善，兩岸溝通管道由原來白手套的「海基會與海協會」的溝通，逐漸轉移到政府與政府官方的直接溝通，就是陸委會與國台辦之間的直接溝通，馬政府後期兩岸的各項協商就幾乎都由陸委會主導。
兩岸既然有官方聯繫管道，當然就應該使用此一正式管道，因為兩岸所有的官方聯繫、協商及互訪等，都會有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參與，所以所有的聯繫、協商及互訪等都會有完整的紀錄，這是對政府行政公開透明最基本的要求。我們覺得現在蔡政府與部分媒體一直主觀認為「馬習會」還有其他祕密檔案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因為現在兩岸沒有官方溝通管道，只好設法利用其他管道，因此想當然爾地認為馬政府時代也會需要其他管道的溝通方式，就好像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
其實，「馬習會」之後，當時的陸委會夏立言主委在立法院質詢時已經說明得非常清楚，促成「馬習會」的主要關鍵是在之前的「夏張會」。當時，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主動提及是否有馬、習見面的可能，夏立言立即回應可考慮雙方在即將於菲律賓召開的APEC會議上見面。但是張志軍說不太可能，於是夏立言又建議可以考慮在新加坡見面，因為1993年時的「辜汪會談」就是在新加坡舉行的。雖然當時張志軍覺得可行，但是因為這是臨時提及的事，所以雙方都還需要回去請示上級，所以當天並沒有做決定。等回到台灣後，雙方再經過幾次的聯繫，最終才敲定「馬習會」最後的時間與地點。上述的這一段故事，當時陸委會有極少數的幾位事務官員參與，他們現在都還在政府部門服務，其實蔡政府可以找他們來談談，就可以證實上述的說法是否屬實。
至於說從「夏張會」到「馬習會」之間，只有不到1個月的時間，其間如何去協商討論的議題與安排馬、習見面的所有細節？這真的是一件高難度的挑戰。當時在國安會的主導下，包括陸委會、外交部與其他相關部會在內，每一個部門都積極動起來，希望把這一件重大任務圓滿達成。當時本人在陸委會服務，看到陸委會同仁上上下下全體動員的情況，最終讓「馬習會」順利完成，本人只有4個字可以表達：「佩服極了！」
最後，我們要說的是，馬政府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原則下，兩岸維持著非常好的關係，雙方負責兩岸事務的最高官員也曾多次互訪，真的不需要其他管道來傳遞訊息。我們相信蔡政府如果能接受「九二共識」，必然也同樣可以讓兩岸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不然的話，就像現在兩岸管道完全不通，然後再去懷疑前任政府一定也有祕密管道和檔案。可是，明明當時兩岸溝通都是公開透明的，又要怎麼拿出所謂的祕密檔案呢？這真是「莫須有」的指控！
（本文刊載於2018年3月19日中時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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