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祝瑛
大陸教育研究為中國研究之⼀環，⽽美國⼜是中國研究領域中發展較早，且各地⼈才匯聚的國家。根據維吉尼亞⼤學何漢理教授(HarryHarding)與筆者早年的研究，美國中國研究發展可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九六○年代，由於美國⼆戰後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各種基⾦會對第三世界研究的資⾦投入，促成美國由傳統的漢學走向中國研究。此時期的重點，多以中共建政對中國社會衝擊等為課題。
⼆、⼀九七○年代，美國經歷越戰與⽬睹大陸文革的發⽣，美國學者改採⽤批判等理論，從整體中國社會結構等觀察，轉向對城鄉社會個案的研究⽅向，套⽤各種研究模式，如：趨勢、利益團體與派系等架構，來分析中國的政治變化。
三、⼀九八○年代，受⼀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影響，美國研究⼈員得以進入中國做調研，可以更詳細、複雜且深入的從事⽥ᰀ調查，但多數研究者仍難以掌握中國的整體發展。
四、⼀九九○年代迄今，綜合過去研究經驗，美國學者從以往必須借⽤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法等研究途徑，轉⽽對中國環境發展變化建立出特有的分析模式，彌補過去太重視經驗法則的取向，期能真正掌握中國整體結構與變化趨勢。此外，加上這個時期⼤批留美中國學⽣，畢業後進入全美各學術機構⼯作，使得該領域加入這群通曉中⽂、了解中國⽂化與社會脈絡，且受過⻄⽅學術訓練的華⼈知識精英，為這個時期中國研究打造美國整體能ᰁ。
只是上述這些中國通也隨着時代演進，⽽⾯臨世代交替的命運。其中，⼆○⼆○年六⽉七⽇加州⼤學洛杉磯校區(UCLA)中國教育研究專家約翰·霍⾦斯教授(JohnN.Hawkins,1944-2020)與世長辭。由於當時正逢美國新冠疫情的最⾼峰，上述消息幾個⽉後才陸續傳開，讓散居全球各地的學⽣們聞之哀痛逾恆，痛失這位摯愛的導師。
UCLA曾是美國中國研究的重鎮之⼀，長期擔任該校國際事務部主任的霍⾦斯教授，⽣前致⼒於該校與東亞地區的學術交流，且早於⼀九八○年中期即陸續接受與協助無數來⾃兩岸四地的留學⽣與訪問學者，指導博碩⼠論⽂。退休後更透過夏威夷⼤學東⻄⽂化中⼼的資深學者論壇，推動與亞洲及中國的各種學術交流與合作課題。他是⼀位⾒證過中美近半世紀以來關係發展，融合了學術研究與⽣命故事於⼀⾝的⻄⽅學者。
霍⾦斯年輕時曾與中國傳奇相遇，在⽂⾰初期因緣際會造訪許多大陸城市，親眼⽬睹當時的各種社會運動，成為當時少數造訪中國的外國⼈⼠。返回美國後，遭安全⼈員扣留護照期間，進⼤學深造，完成與中國有關的博⼠論⽂，並於⼀九七四年出版“⽑澤東教育思想”專書，封⾯印有獲⽑澤東接⾒的合照，成為當年美國唯⼀的著作，開啟⽇後持續在中國教育領域的精彩學術⽣涯；擔任美國核⼼期刊比較教育評論主編。更在UCLA任教三⼗多年，其⾨徒遍及世界各處學界與政界等。UCLA更成為美國⻄岸中國研究的重鎮之⼀。
霍⾦斯出⽣於美國⼆戰世代，成長於⼀九六○⼈權運動年代，親眼經歷反越戰風潮。曾⽬睹⽂⾰與⽇後中國經濟等各⽅⾯的快速成長，也⼗分關注台灣的發展，認為華⼈社會因⽂化傳承、交流與創新⽽獨具特⾊。他也推薦美國重要出版社，出版台灣教育等相關專書。霍⾦斯退休後更不辭辛勞，每年⾶來亞洲參加培訓講座，邀請各地⾨⽣，參與國際合作計劃。這位退⽽不休的國際學者，在某次國際會議的開幕致詞中，可能因旅途勞累，報告到⼀半即出現⾝體不適情況，送醫復健後依然不幸離世，令⼈不捨。但⾝為⾨⽣都知道：霍⾦斯教授是在以⽣命⾒證對學術的熱愛：活着的時候在杏壇發光發熱，臨走前也不忘在講台上鞠躬盡瘁，樹立典範。
從美國⼆戰後中國通的相繼辭世，新的世代交替正逐步展開中。這些與霍⾦斯教授同世代的學者陸續凋零，固然令⼈感嘆，但他們⾝後留下的學術風範，正隨着他們的學⽣，散佈世界各⾓落。
畢竟，哲⼈⽇已遠，典型在夙昔！
（本文部分內容刊登於2021.05.31澳門日報第C6版視野，原⽂網址:https://bit.ly/3xJkf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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