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兩種模式反應對檢察總長職務的兩種不同看法。
我國學者廖元豪也採類似見解，指出我國檢察總長享有追訴裁量，此外也享有認事用法標準的統一解釋適用權等；而凡此意味者檢察體系乃至檢察總長必須接受更多、更嚴格的外界監督，檢察總長從而不得躲在任期與司法獨立等帽子之下而規避責任[3]。
[1]對於聯邦法院之聯邦檢察總長之任務領域與管轄權的說明,約見維基百科全書,輸入關鍵字：Generalbundesanwalt bein Bundesgerichteshof,造訪日期：2010年1月21日.
[2] http://www.generalbundesanwalt.de/de/stellung.php, 造訪日期：2010年1月21日.
[3]見廖元豪,「陳聰明彈劾案的反省—執法權也要負政治責任」, 論文轉載於台灣法律網, 造訪日期：2010年1月21日.
[4] Loeve-Rosenberg, GVG,Kommentar, §147, Rd.10；筆者所使用者為台大社會科學院電子資料庫版本, 查閱日期：2010年1月21日。
[5] 同說約見楊舒媚、陳文信,「增設退場機制，治絲益棼」, 中國時報2010年1月21日A4版.
檢察總長陳聰明於遭監察院提起彈劾並要求主管機關作成急速處分後，黯然辭職。於彈劾案遲遲難以過關的漫長時期中，曾引發須否修法明定檢察總長退場機制的爭議。以下略作德國法的比較觀察。
（二）、德國分為兩種模式
德國為聯邦國家，聯邦與各邦均為國家，相互間之權力劃分係依基本法之立法權、執行權、組織權、財政權甚至條約締結權等之專門規定。就檢察權，其係聯邦與各邦各自就領域內之檢察職掌事項分別享有，而且包括有關之立法權與執行權。總長之任命與退場機制之規定，從而為聯邦與各邦各自的立法權事項，例如聯邦係規定於「聯邦法院組織法」（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 GVG），各邦則規定於「邦執行聯邦行政法院組織法之法律」。
德國聯邦與各邦之檢察總長雖然具有監督所屬乃至對全聯邦或全邦的相關檢察事務享有指揮監督權，但其職務行使須受到聯邦或邦之法務部長之指揮監督（參見聯邦法院組織法第147條），只不過就使檢察總長去職的方式有特別處理規定而已；但這並非聯邦與邦都採同一模式，而是分為兩種理念型。一是以巴登-符騰堡邦、巴伐利亞邦及晚近之北萊茵-西伐利亞邦之模式，依一般之常任文官之官等、職等體系而陞遷調動之模式。但在聯邦、麥克倫-福波門邦、許列什維芝-霍斯坦邦則係以「政治性之公務員」（Politischer Beamter）之身分加以任用，亦即其得隨時、不附任何理由，由聯邦總理或主管部長命令「暫時退休」（in den einstweiligen Ruhestand versetzt werden）；此類公務員職務的特色在於，依聯邦公務員框架法（BRRG）第31條，「其職權行使必須持續與政府之基本的政治觀點與目標相一致」。
（三）、政治公務員模式的精義
依聯邦法院組織法（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第147條規定，對聯邦檢察總長與聯邦檢察官的指揮監督權，屬於聯邦法務部長（Der Bundesminister der Justiz）；同法第148條規定，聯邦檢察總長與聯邦檢察官均係公務員；第149條規定，聯邦檢察總長與聯邦檢察官係由聯邦法務部長提名經聯邦參議院的同意之後，由聯邦總統任命。第150條規定，德國聯邦檢察總長除了於聯邦法院之刑事案件作為原告代表國家行使追訴權；除此之外，其依聯邦法院法第120條，對於內亂外患、種族屠殺罪等犯行，享有第一審的偵查權；聯邦檢察署之檢察官與聯邦檢察總長尚享有所謂「移轉的管轄權」，亦即對於犯罪集團之組成之偵察、對於外國之恐怖組織之特定的犯行、對於嚴重縱火或謀殺綁架等而對於德國國內安全有影響可能而經聯邦檢察總長認可的案件，享有管轄權[1]。
依聯邦檢察總長的網頁的說明，其係政治性任命之公務員，而就此的法源依據為聯邦公務員法第36條第1項第5款及公務員法制基準法第31條；聯邦檢察總長所發動的偵查涉及聯邦內政上的重要利益，對於聯邦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也有持續性的影響；作為政治性公務員，聯邦檢察總長須經常關注聯邦政府對
於國家法益有關的犯罪政策的根本觀點並在其刑事追訴行動加以斟酌與化為行動[2]。
總之，聯邦模式著眼於檢察總長職務的政治面向及其對於政府之犯罪政策之執行所帶有的重要意義。
（四）、永業文官模式的優點
永業文官模式則強調該職務對刑事追訴程序以及就此所當然關連的法治實現的重要意義，從而反對檢察總長退場之取決於政治決定。
德國學界一說指出，將檢察總長以政治性任命公務員之方式加以定性與立法，造成檢察總長高度受制於政府（gesteigerte Abhaengigkeit von der Regierung），而這與檢察總長作為檢察體系的最高首長與決定主體之應有的客觀中立性不符；即使內閣或司法部在犯罪偵查追訴上享有政策目標決定權，但此等得經由其對檢察總長之指令權而得到貫徹；換言之，將檢察總長規定成為得隨政治決定而去留的公務員，係屬過當[4]。
（五）、我國法之省思
我國最高檢察署設「特別偵察組」，職司總統副總統、五院院長或上將階級軍職人員之貪瀆案件，以及選務機關、政黨或候選人之全國性舞弊事件，或特殊重大貪瀆/經濟犯罪/危害社會秩序而經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指定之案件。就此以觀，檢察總長的績效不彰或查察重點有別時，從德國聯邦式制度以觀，得該當去職要件。其次，其既然指揮監督特偵組，而政府當時正在偵辦扁家的相關弊案，陳聰明之出入黃芳彥私宅聚會、在立法院答詢時言詞反覆、親自到已具證人身分的蔡姓建商辦公室等之行為，也有失該職位所應客觀含有之客觀公證與社會信任。從德國聯邦式制度以觀，也得該當去職要件。
德國聯邦與若干邦之政治性公務員制度固非無見，但容易使得檢察總長受制於政治力。我國檢察總長由法務部長指揮監督（德國亦然），並由監察院於有違法失職時提起彈劾送交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制度。固然目前已經有修法版本擬以立法院委員之現有總額過半方式而使檢察總長退場，但容易引發政治力介入的疑慮。
在藍綠對立嚴重而且人民對檢調的獨立性不無存疑的當今，我國以監察院的彈劾作為退場機制毋寧較為可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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