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訓民
事實上，第五條規定，為因重罪羈押且超過八年之重刑犯，開了一扇後門，輔以同法第六條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之規定，以及同法第七條因侵害速審權得酌量減輕其刑之法律效果規定，該後門極可能成為縱放重刑犯之藉口且變相成為法官恣意裁量之迴轉門。
就以現行頗受爭議之楊世銘案論之， 最高法院於2012年五月十九日前，迅速駁回其上訴確定(不再發回更審)，避免適用前述第五條規定之企圖，昭然若揭，難謂無便宜行事之虞。而另一頗受注目之案件，即徐自強涉嫌對富商綁架勒索，並殺害撕票案。其原被台灣高等法院五次更審均判決死刑，嗣經最高法院判處死刑確定。彼時之總檢察長以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二號解釋:「“共犯的自白不能做為判定犯罪唯一的證據，應必須經交互詰問程序，確認共同被告間不利於對方之證詞」”為由，提起非常上訴，最高法院以徐自強之詰問權遭剝奪，撤銷死刑定讞之判決，發回更審，於台灣高等法院更六審，竟仍維持死刑判決，再經最高法院二次發回更審，於更七審，更八審，將死刑判決撤銷，改依擄人勒贖罪，認徐自強無殺害撕票之意圖，判處其無期徒刑，因剛好趕上適用該刑事妥適審判法第五條之規定，則因徐某遭羈押已逾八年，自然被開釋，在家靜候確定之判決。
從以上案例，我們不得不審視該刑事妥適審判法徹底顛覆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其立法理由安在? 是否確實有助於司法之改革與進步?
四、再者針對一般案件，刑事妥適審判法第九條規定尚對檢察官限制其對二審維持一審無罪判決之上訴權，亦即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
但在涉及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十年者案件時，最高法院即常以「事實應調查而未調查」之理由發回高院，係令案件陷入不斷上訴、發回更審的主因。於惡性循環中，致前述重罪案件之審理期間，動輒十年以上仍未確定，已屬一種常態。該「事實應調查而未調查」之內容主要包含審判期日應調查之證據未調查，調查之證據未曉諭當事人陳述，當事人未經合法傳喚，裁判不備理由，判決事實與理由矛盾，事實未經依法認定或認定錯誤、記載不明等各種理由，非但耗費司法資源，更損及被告的迅速審判權，致令被告在死刑、無期徒刑，甚或是有罪、無罪間徘徊，司法威信頓失，。準此，檢察官得上訴權受到制約，與最高法院得發回更審之權力，武器完全不對等，造成輿論認定，檢察官之上訴係損害被告迅速審判權主因之假象，而完全不檢討法官之裁判品質與發回更審之理由。
（一）、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
（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
（三）、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
該八年之基準也同樣地缺乏經驗法則與社會科學之實證，僅係單方面減輕承辦法官之責任。為追求審判速度，卻對審判品質毫無要求與規範。
綜上論述，該刑事妥適審判法之內容，一方面限制檢察官之訴權，實際損害了國家法益以及被害人之權益，刑事妥適審判法竟置之不理，實為至憾。另一方面以未經驗證之次數或年數為基準，來加速司法審判。卻對審判品質毫無規範，也未限制最高法院發回更審的次數，自屬事半功倍。
速審法所保障者，除被告接受迅速審判之基本人權以外，尚須顧及國家或社會所保障之利益，維持公共福祉，及法治國之實現。則法官之上乘審判品質，才是實質正義之實現。至於如何提升法官之審判品質，可從短、中、長期著手：
1 短期上，應加速推動國民參審制，兼可提供公民妥適參與審判之權力外，對一審法官之審判，足以產生立即的制約。
2 中期上，則有賴立法之修訂，將刑事第二審改為法律審，例外方允許事實審。即揚棄現行第二審上訴之覆審制，改採行日本之事後審查制，不再以事實審之地位，調查事實，認定證據。如此，才係根本保障被告速審權利解決之道。
3 長期上，應徹底改變法官之養成教育，增加操守與擔當之能力，清廉自持，學養俱豐，良幣逐劣幣，增加國際視野，不僅可強化事實審之堅實基礎，更足以維持第一、二、三審的全部裁判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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