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
「避險」（HEDGING）概念來自外匯操作與投資領域，也稱作「對沖」。簡單地說是在趨勢相反的標的物上同時下注，目的不是尋求獲利最大，而是避免巨大損失。這種行為不只在金融領域盛行，日常生活也屢見不鮮。國際關係學界研究避險，通常是與「一邊倒」做對比，藉由引進外匯操作概念，使讀者能更熟悉這個行為，並對效果加以測量。
近年來研究東南亞國家避險外交的成果最多，也使避險主要被運用在研究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小國戰略行為。馬來西亞學者郭清水等的著名研究提示了這個戰略的主要特徵，可以綜合為以下三點︰
第一、同時選擇相反的選項，這些選項可以是同一領域，也可以細化區分（例如政經分離），又稱為「兩面下注」。第二、對巨大的相反力量都不做出綁定的、絕對性的承諾。第三、對相反趨勢的激烈競爭，採取慢一步、退一步、小一步（FALLBACK）的立場。
中小國家之所以實行避險，根本原因是無政府狀態下，競爭中強權動向的不確定性。所謂動向不確定，最主要指兩個方面︰威脅方的意圖與能力不確定，與支持方的決心和能力不確定。由於意圖、能力、決心三者不僅可以偽裝，而且就算釋放信號也常被誤識（MISPERCEPTION）和誤解（MISUNDERSTANDING），所以與一邊倒相比，小國避險往往是高難度動作。
學界過去對台灣的避險研究也不少，但現在我國能否避險，爭議特別突出。冷戰時期兩蔣政府曾經成功實施近似「一邊倒」的戰略，並用「自由燈塔」、「反共必勝」、「反對姑息逆流」這類強烈的泛道德化論述來合理化一邊倒。
現在美中又面臨「新冷戰」陷阱，台美再度出現擁護「民主同盟」、「理念相近」的一邊倒呼聲。避險則被譴責為綏靖，是一貫的姑息式道德錯誤，現實上也毫無實行空間。但是一邊倒雖然道德上輕鬆痛快，錯誤選擇的代價，卻比仍有避險元素的「搭車」還要巨大。所以除非是基於當事國國內不同勢力競爭的考量，決策者輕率拋棄避險、選擇一邊倒，不僅是戰略上的怠惰，道德上也是極不負責任的表現。
其實避險並不是新奇的事物。春秋戰國時代一些小國在連橫和合縱之間切換，歷史上朝鮮和越南應對中國、東歐諸國夾處奧匈及沙俄與德國之間、芬蘭夾處北約與蘇聯之間、墨西哥在歐洲列強和新興美國之間，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國在美蘇之間，都曾從避險策略不同程度獲益。當前美國在體系中獨大，但各次區域仍有強大的競爭者。若干國家夾處在霸主美國與區域強權之間，或是由老練的領袖爐火純青地操作避險，像是日本的安倍、新加坡的李氏父子、馬來西亞的馬哈蒂、北韓的三代金氏、緬甸的翁山、土耳其的埃多安，又或是透過選民在不同傾向的政黨間交替選擇，如烏克蘭、斯里蘭卡、馬爾地夫，機制或有不同，都多少能從避險收穫。
當然，避險的成功有兩大條件需要明辨，包括︰一、威脅方的意圖或能力尚不確定。如果威脅方的能力與決心立即、明確，中小國除了追隨威脅方或參加制衡方，沒有避險空間。二、國內各主要政治力量對發展方向和政策排序有基本共識。由於避險要求的精細操作，需要相當程度排除國內政治競爭的干擾，何況強大行為者也有很多誘因要介入小國的選擇。這兩項關鍵因素如果嚴重缺損，即使有精細的避險計算，也很難完整實施。
經過以上分析可知，用道德因素排斥避險不僅昧於現實，以大量的無辜第三人為籌碼，本身更是道德錯誤。避險是生活中的日常，也是向所有中小國家開放的選項。
然而歷史何其弔詭，台灣在冷戰威權體制下的一邊倒戰略，竟可能由民主政體更加徹底地施行。這是因為冷戰與現在國際體系的特徵相同，還是體系有異，但壓制國內競爭的需要相近？如果是後者，我們在眾多中小國中獨樹一幟、帶頭衝鋒時，是否對威脅與支持力量的性質和決心有明智評估？要知道，避險才是主體性與能動性的展現。一邊倒，往往沒有回頭路。
（本文已刊登於2018.1.1中國時報第A14版時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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