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皓平
近來花蓮縣富里鄉的鄉親提出對於現任鄉長的罷免提案。兩年前，也就是2018年的花蓮縣富里鄉鄉長選舉是「二搶一」的賽局，選舉結果是約3000票對上約2800票，得票率為50%對上48%；當選者也就是現任鄉長，他在富里鄉「羅山村」僅僅拿到26%的選票。而這次提出罷免的人士，就是羅山村的民眾。依現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關於罷免的規定，只要88人就可以完成第一階段罷免的提案、879人可以完成第二階段連署，約2200張同意票就可以成功罷免現任鄉長。而2200票的得票將低於落選者於2018年選舉時的得票，這樣的延長賽局，你不玩嗎？這都是體制內可以使用的手段。
今年6月期間的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依照現行罷免制度的規定，存有可能用57萬的同意票去罷免掉89萬得票的高雄市市長，還好最後罷免的同意票將近94萬票，所以不存在「誰是多數」的問題。但在2014年以455票當選的屏東縣南州鄉壽元村村長，卻在2017年之時，遭該村村民以277票的票數罷免了該村村長，因而出現了「少數成功對抗多數」的案例。
不論是花蓮縣富里鄉的鄉長罷免，或是屏東壽元村村長的罷免，兩者相同的是，都是因為「鄰避型公共設施」設置的問題而遭提出罷免，前者是「垃圾轉運站」，後者是「納骨塔」，兩者都是不討喜的公共設施，沒人希望「蓋在他家後院」。不獨於此，彰化縣和美鎮地區於今年五月出現的手機訊號斷訊的情事，以及今年7月4日宜蘭縣員山鄉中華村對於現任村長罷免案的投票通過、村長去職，也是因為該村長傾向同意村內礦區的開採，因而遭到罷免。
這些必要之惡如今更加棘手，因為2016年我國修訂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大幅調降了罷免門檻，尤其在人口不多的偏鄉地區，數百票就可能翻轉戰局，也因此增加了地方衝突的可能。尤其，當例行的選舉，當選者與落選頭之間，若為近五十對五十的緊張選舉結果，那低門檻的罷免制度，將成為落選者復活的延長賽。而罷免成功之後，視所餘任期而定，還可能面臨補選問題，而這樣高頻率的地方對戰動員，將使鄉村鄰里永無寧日；這樣如何進行永續型、多年期的公共建設？
此外，地方鄰避型公共設施將成為無藥可解的棘手問題。現任鄉鎮市首長，對於這些公共設施將難以決策，而且在未來這些首長都會站在「反對」的立場。因為若設置了這些設施、惹怒了在地民眾，在低門檻的罷免制度下，隨時可能遭到罷免攻擊。長此以往，沒有勇於建設的民選首長，這樣地方上的火葬場、焚化爐、老人安養院或是垃圾掩埋場將如何興建？未來可能連「改建」都會面臨到激烈的抗爭。在日本，有些老人比較多的社區，已在抗議附近的小學及育幼院太吵而希望這些機構遷移。
選舉與罷免並非單純的權利給予與權力收回，兩者之間並非等同對立的關係，而且其實根本就是不同的事情。選舉比的是候選人之間誰比較優秀，誰的政見比較受到大家的青睞；但是罷免的制度卻是由大家來投票說明這個人有多可惡。一個是「比好」，一個是「說他爛」，兩者並不等同。所以選舉的對反不是罷免，而應該是「讓他落選」。而長期以來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才是檢驗民選公職人員比較好的評鑑制度。
（本文刊登於109.07.10 yahoo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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