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瑞婷
在2009的下半年，有關「媒體規範」的討論層出不窮，尤以新聞的產製方式及內容本質是否合乎社會公益原則等問題，引起社會輿論關注。
10月，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洪健益與某新聞台疑似共同製造「踢爆貓纜公安疏失」的假議題，引發社會輿論譁然。儘管該新聞台嚴辭否認「配合演出」的指證，但由於台北市政府公佈完整影帶，種種跡象都顯示，此事件可能是「腳尾飯事件」的翻版。
11月，立法委員吳育昇所引爆之桃色風波，更看出媒體「扒糞」的本質，不但造成事件主角的困擾，週遭親友更是不堪其擾，更遑論對於事件主角的多重傷害。其實，新聞媒體為求收視率，不惜製作假新聞或假議題，這些現象都反映出台灣媒體文化已病入膏肓，以及政媒兩棲問題的嚴重性。
11月30日，自由時報在頭版刊出「合成美編」的頭版照片，指涉總統馬英九車隊「濫權霸道，趕助選逼民讓路」，但近日以來卻被爆照片不符合事實的諸多爭議，不但引起藍綠立委的同聲譴責，甚至連媒體同業也提出嚴詞批評。普遍認為，如果媒體運用與事實不符之合成資料，但卻企圖指責特定政治人物，此舉不但違反新聞的真實原則，更涉嫌新聞造假與毀謗。
事實上，政治民主化之後，報禁解除、有線電視頻道開放乃至於收視率掛帥下所導致的種種亂向，早已成為傳播學者關注及批判的焦點。科技化的發展促使資訊過量與知識爆炸，又因新聞媒體的過於發達，而記者在無充分的時間進行專業查證工作後，新聞的真實性與求證的重要性被漠視忽略，新聞本質早已產生變化。更者，隨著新聞台的中立角色不再，新聞工作者企圖用「媒體事實」取代「社會事實」的現象，使得新聞媒體失去了可信度，新聞專業也只剩下口號。
由此，社會各界紛紛提出媒體的規範方式，分法不外乎是「自律」、「他律」、「法律」等三種模式。一直以來，無論是傳播學者或政府單位都希望能將媒體內部的「自律」，作為規範媒體的第一準則，其次是由外部公民團體及社會輿論形成「他律」，最後才是由政府力量介入管制的「法律」行為。但是，台灣媒體資源充斥，全天候新聞台的長時間播送，導致新聞內容淺碟化，再加上市場狹小所帶來的收視率壓力，使得台灣媒體忽視新聞內容的品質，媒體應有的專業性與公正性更是淪為口號。
即便如此，使用公權力介入媒體內容，難免引發妨礙新聞自由與箝制言論自由的疑慮。因此，與其使用公權力規範媒體內容，不如提出有效的改善之道。
綜觀近月來所發生的新聞內容爭議，多為政治人物所帶來的議題發酵。為了改善日益嚴重的媒體規範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從「改變政治與媒體之間的依存關係」著手。
許多國家的政治人物與新聞媒體之間，是維持「魚幫水、水幫魚」的關係。政治人物為了保持一定程度的媒體曝光，並運用媒體塑造良好的正面形象，通常會選擇與媒體保持良好關係。例如，政治人物會私下提供內幕訊息給媒體，協助媒體記者以獨家新聞博取高收視率；而記者則會不定期提供些許曝光機會給「友好的政治友人」。
假使上述的方式還不足以形成「默契」，那麼則會進一步的演化出「對價關係」的合作模式，或可稱為「置入性行銷」，而這樣的手法，也是很多政府與政治人物愛用的「媒體操作模式」之一。再加上許多名嘴在政論節目裡大放厥詞，新聞媒體又持續出現不知名的「全民狗仔」爆料文化。久而久之，台灣的新聞媒體就很難有純淨的一天。
因此，若能從改變政媒關係著手，或可作為改善新聞亂象的良方之一。為了避免炒作新聞之嫌，政治人物應該與媒體保持一定距離，而媒體本身也應秉持公正客觀的原則，以「中立」作為新聞製播的基準。筆者認為，在使用「法律」作為媒體內容的規範標準之前，或許「政治人物」與「新聞媒體」這兩大主角，應該重新找尋面對社會事實的方法，而非持續互相利用，建構不存在的媒體事實，才是從根做起的媒體規範之道。
為了改變現有的媒體亂象，政治人物與新聞媒體應該共同自律，而非單向用法律建立媒體規範方式。更進一步來說，媒體是依賴收視率所帶來的廣告量生存，民眾應該學習辨別新聞內容的價值，提升「媒體識讀」的自身能力，才能作為社會他律的重要元素。
總的來說，唯有透過「政治人物」與「新聞媒體」的共同自律，加上民眾的「他律」，而非一昧地使用「法律」，或能做為當前改善新聞媒體亂象的方法。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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