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順民
算是另類的選舉效應，這也使得相與關聯的考察論述，頗值得進一步的深究。
話說：時下盛行的脫口秀，卻是擦槍走火出現對於障礙者不當訕笑的歧視言行，雖然，對於包裹障礙者、不分區立委、公共場域及其兩岸意識形態情結的該起事件，本身已經是一項理不清且頗為深邃的複合性概念，但是，要如何找出盤根糾纏的癥結所在，這會是從常人健者到罕病障者、從專業自我到不分區立委、從外顯行為到認知態度、從公共場所到私人範疇，以迄於從政治領域到生活世界而來的覺察、反思，這是因為：
基本上，這實乃是一場頗具娛樂性質的即興訪談，但是，不當口條話術的脫口秀演出，著實也是一項明顯的歧視行徑，如此一來，背後所潛藏之於累積性剝奪、制度性阻礙、社會性排除、文化性歧視及其滾動性影響的低度文明涵養，這才是該起公開性偏差行為的針砭所在，就此而言，如何拉高對於考察該起個案的關照視野，便有其嚴肅看待之必要，首先，罹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MA）的該名罕病障礙者，出席於該場的選舉造勢場合，自當是有其用以表述特定政黨對於弱勢族群關心美意的立場宣示，只不過，是否就直接等同對於障礙者的消費，這本屬於人之己見的各自表述，但是，不變的乃是：台灣一地並未隨其社會變遷，得以有效提升對弱勢族群之於權益保障及其福利促進的文明化內涵，如此一來，從政治場域的選舉舞台到歲末寒冬的激情募款，所謂「綁架障者—官能刺激—票票入櫃—資源到位」的悲情手法，依舊是從過往到當下的慣用戲碼。冀此，在這裡的思辨真義，除卻尊重供需兩造或多造的自由意志外，要如何就其從人治到法治以及從悲心到濫情的相互拉扯當中，以找到論法與說理的應有策進作為，否則，某種程度上，形形色色的各類弱勢者還是淪為墊腳石，這一點更是無關涉到障礙者個別自身的殊異成就。
其次，何以有『非常律師』和『人權律師』稱譽的該名罕病障者，未能擠進安全名單之內，這也讓糾結於政治權謀、社會公益抑或政黨考量，成為彼此訐辯之所在，但是，跳脫對於該名菁英障礙者的個體指稱，真正的癥結點還是在於以政黨選票數為其基底的不分區立委，多少負載的是團進團退的政黨己身利益，如此一來，是否要以不分區的代議士身分，才能達到法案增修的真正引領效益，這一點是有商榷的議論之處，以此觀之，考察的針砭之處，就不在於不分區的安全單排序，而是對於特定障者、特別項目及其特殊需求的立法手段，政黨的明確立場及其策進時程，是否為一種政治責信的應有宣示和強制作為。
誠然，係屬於重之中之重的罕見疾病，無論是基本的權益保障或額外的福利促進，理當是要有推動積極性差別待遇的通盤檢視，但是，從罕病到所有障者之於雷同相似的社會性不當對待，這也讓對於所有政黨之於不分區人選或名單排序，是要復歸於專業、類別與比例的整體性考量，特別是如何就其切身感受之『同理』、換位思考之『說理』以及專業主義之『道理』，以找到與健者及其主流社會之間對話平台的『真理』，否則，消費、消耗障礙者的悲憫訴求，依舊還是國人主要的認知基模。准此，兼具專業出身、障礙現身以及創新翻身的該名罕病律師，是有其出任不分區的正當性、觀感性與道德性的多方訴求，只不過，是否只能採行不分區的政治性手段，以及能否以一人抵擋多數決的人頭政治，自然還是不能將該項的不分區提名或安全名單排序，予於過度的道德性想像。
總之，『沒有我們的參與，不要為我們做決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的命題旨趣，不盡然只是侷限於代議士身分的政治磋商，而是理想言談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社會性對話，是否已經成為當代公民社會裡一項多元、常態、有效且與時精進的建置設計，無疑地，台灣一地還是存在著很大的進步空間。
（本文曾刊登於113.01.26 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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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