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展旭
日前司法院大法官針對大學所為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主張權利受侵害之學生得否提起行政爭訟之問題，作成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大法官認為，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由於本號解釋變更先前釋字三八二號解釋之見解，學生對於學校之爭訟權，不再僅限於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並損及其受教育機會之措施，完全揚棄特別權利關係，輿論多認為此乃人權的一大進步。
然而另一方面，亦有認為日後校園若訴訟過多，不僅造成學校疲於奔命，亦會加重法院負擔。因此，本號解釋在維護學生基本權的同時，是否亦適度衡酌學校執行教育事務之權限？以及本號解釋又有哪些未決而尚待釐清之問題？實值進一步探究。
二、本號解釋之重要意涵
揆諸本號解釋內容，其主要有以下重要意涵：
（一）身分管理關係區分理論的揚棄
本號解釋認為，人民之訴願權及訴訟權為憲法第十六條所保障。人民於其權利遭受公權力侵害時，得循法定程序提起行政爭訟，俾其權利獲得適當之救濟（釋字第四一八號、第六六七號解釋參照），而此項救濟權利，不得僅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剝奪。大學對於大學生所採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於此範圍內，應予變更。
按以往學生與學校之關係，屬於所謂「特別權力關係」，學校對於學生有概括規制之權力，學生對於學校所為之處分，則有服從之義務，因此而生之爭議，亦不得尋求司法救濟。此種違反人權不合理情形，至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作出重大突破，該號解釋認為：各級公私立學校依有關學籍規則或懲處規定，對學生所為退學或類此之處分行為，足以改變其學生身分及損害其受教育之機會，此種處分行為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並已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即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而得提起行政爭訟。此號解釋明顯地採納德國學者烏勒氏（C.H.Ule）的「身分管理關係區分理論」，對於改變學生身分關係之處分，可提起行政爭訟，若屬學校內部管理而之措施，則不得尋求司法救濟。本號解釋則揚棄此一理論，大學生所受的處分，不限於退學或類似的決定，只要是侵害了學生的受教權或其他基本權利，都無限制學生訴訟的必要，更進一步擴大對學生訴訟權之保障。
（二）重申大學自治之重要性
本號解釋在擴大學生權利保障的同時，亦重申大學自治之重要性，是解釋理由書即謂「為避免學術自由受國家不當干預，不僅行政監督應受相當之限制，立法機關亦僅得在合理範圍內對大學事務加以規範，受理行政爭訟之機關審理大學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事件，亦應本於維護大學自治之原則，對大學之專業判斷予以適度之尊重」。
三、本號解釋未決之問題
本號解釋誠如許宗力大法官所言，具有將特別權力關係化為歷史灰燼的時代意義。就現今社會發展觀之，學生與學校爭執基本權利的是非，實無需視之為洪水猛獸，而應「認真對待學生的權利」。然而本號解釋論理過於簡潔，仍有諸多問題未能完全釐清。
（一）重要性理論之援用與否
按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固係採烏勒氏（C.H.Ule）的「身分管理關係區分理論」，惟該號解釋出現「…自屬對人民憲法上受教育之權利有『重大影響』，…」用語，似亦採用「重要性理論」之思維。本號解釋對此部分並未深論，故是否採行「重要性理論」仍非明確。
所謂重要性理論（Wesentlichkeitstheorie），簡言之，係對基本權利之實現，若為重要部分者，須有法律明文規範。重要性理論與法律保留，特別是侵害保留密切相關，在我國現行法制明顯多以侵害保留理論為基礎之情形下，援引重要性理論加以補充與防止基本權利保護之漏洞，益顯重要。誠如陳新民大法官於不同意見書所言：「…特別權力關係被揚棄後，基於對人民基本權利的重視，以及利用法律救濟權予以保障該些基本權利的實踐，都使得「重要性理論」變得舉足輕重。……因此不可忽視法律明確性與大學自治的內涵，都必須與重要性理論相互呼應」。
我國實務對於德國重要性理論是否已實際上引進並加以適用？故未有定論，甚至大法官諸多解釋雖亦使用「重大影響」文字（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二九八號、第三二三號、第三三八號、第四三Ｏ號、第四五五號、第六五八號、第六八一號等解釋），然卻也未明確肯認。惟如陳春生大法官所言：「基本權不只是包含實體之保護，也需相應之組織與程序之要求（經由組織與程序之基本權利保護），加以強化與認知，亦即重要性理論因此也成為判斷是否制定規範，以及規範密度之指導基準。在本號解釋對法院實務適用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結果，限制學生訴訟權之見解加以變更，若依具重要性理論，於此情況正可發揮其功能」。換言之，即以重要性理論作為補強論理之依據，提供程序基本權作為解釋原則之可能性。
（二）司法審查範圍與基準未臻明確
本號解釋謂：「受理行政爭訟之機關審理大學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事件，亦應本於維護大學自治之原則，對大學之專業判斷予以適度之尊重」，一方面不以大學自治作為限制訴訟權之依據，另一方面，又可使受理行政爭訟之機關（法院），「大學自治原則」及「大學之專業判斷」作為審查密度之依據。惟此等用語過於抽象簡潔，難以明確界定法院審查之範圍及基準。
誠如陳新民大法官於不同意見書中指出：「……將學生對學校所為之一切懲處與措施，都開放准予行政救濟之大門，又不提供各級法官判斷合法與否之依據。……是否課予行政法院法官過重與模糊的辦案壓力？」，又「……何為『適度之尊重』？如果法院不尊重亦非違法，結果不是徒使起訴之學生空懷有救濟之可能性，不然便是法官可自憑其標準，自行決定要否尊重學校之判斷也。故本號解釋公布後，行政訴訟的案源必定大增，全國各行政法院法官恐更將疲於奔命也」。
此外，對於考試評分等具有高度屬人性或專業性之處分，是否仍採取「判斷餘地理論」，法院僅為形式上之審查，而尊重學校方面之決定？抑或此等處分，與其他類型處分作不同方式或程度之審查方式（或『尊重』）？凡此大法官均未言之，顯有不足。
（三）大學自治之性質
就大學自治，大法官多以所謂「制度性保障」概念作為主要論據，例如釋字第三八Ｏ號、第四五Ｏ號與第五六三號等關於講學自由與大學自治解釋，本號解釋亦重申相同之意旨。惟陳春生大法官認為，我國「制度性保障」之概念並不明確，是否有必要一而再地使用，值得斟酌。
此外，本號解釋一方面以「制度性保障」作為大學自治之內涵與立論依據，然卻未同時要求立法者履行應盡之義務，顯非適當。陳新民大法官於不同意見書即指出，此種將千千百百校園爭議案件都丟給行政法院處理，不無「遁入行政訴訟」之嫌。
（四）救濟主體之範圍
本號解釋係針對大學與大學生關係所為之解釋，是在釋義學上，得請求救濟主體是否僅限於大學生？有認為，大法官既為突破特別權力關係的桎梏，斷無將大學生以外之學生，留在特別權力關係裡的正當性。在特別權力關係被揚棄的今日，所有的學生如其基本權受到國家的侵害，皆有提起救濟的機會，方為憲法第十六條規定的真正實踐。
然而有社論指出，中小學生能否提起行政爭訟，大法官雖經熱烈討論，但本號解釋並未達成的結論。因此，中小學生是否得援引本號解釋，恐仍不無疑問。
四、結論與建議
綜上所述，本號解釋對於人權保障固有重要意義，然其若干不足之處，亦非可置若罔聞。對此，以可採下列因應之策：
（一）司法實務見解補充本解釋之不足
本號解釋作成後，法院訴訟案件勢必大增，復因審查範圍與基準未臻明確，均影響訴訟效率。未來行政法院應藉由程序上的機制，過濾無爭訟必要之案件，透過程序上駁回，建立具審查必要性之類型種類。更進一步，累積相當之實務判解，對於何謂基本權「侵害」？認定之標準為何？形塑具體審查基準。
（二）學校自治規範應適度修正
本號解釋不僅影響法院案件之負荷，對於學生與學校關係之衝擊，亦相當重。學校與學生間的關係在短期間內可能會處於緊繃狀態，甚至增加校方處理此類案件之負擔。因此，學校方面若能適時合宜修改相關規範，基於正當法律程序之精神，建立學生申訴管道的校內正當程序，不僅可將爭議解決於校園，即使最後難免對簿公堂，法院亦較容易尊重學校的專業判斷，以符合大學自治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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