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八年級生在股市上萬點後才降臨人世,這群成長於最富裕年代的年輕人,看似幸運反而在出社會之際,必須面對最不確定的未來。
因為歷經高速成長的社會,在八0年代中後期開始進入整理階段,政府以教改、增加社福與調整產業結構,作為因應全球化的策略,然在新興國家與金融風暴的夾擊下,反而衍生出更多的挑戰。諸如廣開大學窄門,提高人力素質雖有助於推前台灣在IMD的競爭力排名,但供過於求就發現,大學失業率居然高於小學。
觀察失業情勢變化,自民國九0年迄今,初時關注的是有家計負擔的中高齡,青年失業則是在全球金融風暴後才受到正視。其實近12年來,20至24歲者的失業率一直高居各年齡層之冠,然其勞參率卻是下降10%,可知想找工作的人已經減少,但失業率仍增,顯示問題的嚴重性。政府雖積極面對,不過抒解措施偏重縮短學用落差、強化就業媒合與職訓,卻鮮少檢視「長期凍薪」對青年就業之影響。
和世界各國比台灣的青年失業率不算高,但問題不同。歐盟、美、非是沒有就業機會;在台灣是「缺工」與「失業」並存。從供需理論看,「缺工」應提高薪資才找得到人,但在雇主高喊月薪三萬「等無人」的情況下,又讓大眾認為此乃大學教育普及所致。因為年輕人的價值觀改變,自認學歷高不願彎腰從事基層勞動。
不過解構雇主口中的薪資內涵,即可發現三萬元的所得係底薪加津貼,再加超時工作的結果。資方之所以要將一份薪水拆成幾個部分,與勞退新制、勞保年金及二代健保接連上路有關,由於這幾項措施的計費,均以員工薪資為基礎,所以底薪低有利控制人事成本。
因此近12年來大學畢業者的起薪一直停留在26K,景氣欠佳成為雇主不調薪的理由,加上可節省福利支出的非典型就業(如派遣、部分時間工作、定期契約等)人口持續增加,再再壓縮薪資成長空間。特別是基本工資調漲後,落入貧窮線下的勞工已增加四倍,時基本工資更成為部分時間工作者計薪的公定價。
相對於青年,中高齡則呈現另類發展。網路科技泡沫化時,因產業結構轉型,服務業難以吸納欲轉行的體力工,造成中高齡失業,但現在卻是有經驗、人脈的中高齡就業夯。對此政府應對勞動市場之聘僱行為作一調查,並就受薪者進行薪資結構分析以明真相。
近日因台灣在IMD公布的全球競爭力排名,由去年的第七名降至十一名,有專家提出人才不濟的警訊,經建會雖提出「人力加值方案」作為回應,卻不思問題的主因實令人扼腕。
台灣不是沒有人才,但低薪不僅難以吸引優秀的外國人才來台服務,還讓自己栽培的年輕人跑到海外打工。雖說政府不能以法令強制企業加薪,但仍可透過政策引導,諸如規定勞退、勞保基金投資的廠商,必須在財報中明列基層員工的薪資結構及調薪狀況,總比藉助公務員加薪,以帶動企業跟進有用。
但要真正解青年就業「悶」,仍應以創新創業為方向,融合各世代的專長,發展新產業及新產品,才能創造需求與工作。就像3D列印技術的突破,即可在X世代的領航下,結合Y世代的創意,開發不同的運用方式。或是經異業結盟平台,集合研發者、採購經理及潛在的投資人,共同設計商品原型及新的商業模式,如此可減少摸索與資源浪費,有效促進產業成長。甚至可建構募資管道,協助有理想的青年實踐志業。
「只想用香蕉吸引猴子,自然招不到金剛來幫忙。」長期凍薪的社會,不僅因消費壓縮而抑制經濟成長,連帶流失人才。唯有實踐世代正義,在老幹新枝的合作下,才能免去「爸爸與兒子搶工作」的困境,讓有經驗的人引領有創意的人,擦出火花照亮我們的社會。
(本文曾刊載於民國102年6月11日聯合報A17版民意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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