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肇洋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完成立法程序過程時引發朝野政黨激烈衝突，早在意料之中。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簽署後進行條文審查之前長達8個多月期間，雖朝野政黨已完成召開的16場產官學公聽會，但雙方因意識形態立場相異，而似乎忽略以客觀的數據，針對其問題核心的未來陸企可能擴大對台投資之影響，採取理性對話溝通。
亦即未來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生效實施，在提供台企布局龐大具有潛力中國大陸服務市場的同時，陸企也將可能擴大對台投資，其對台灣服務相關產業發展、勞動市場、薪資所得之利弊為何？以及其可能衍生爭議為何？並未進行充分討論，或是加以彙整歸納，以作為服貿後續補充協議諮商談判之參考。
不可諱言，陸企隨著改革開放加速成長發展，同時在其政策支持下挾藉實力不斷向外延伸，成為許多國家招商引資對象。其實，近年中國大陸推動企業「走出去」策略，除擴大全球市場布局外，乃是希望與1980年代以來所實施的「引進來」策略之相互連結，其目的旨在透過投資學習先進國家技術新知與管理經驗，俾能促進經濟持續成長與產業加速轉型。
同理，中國大陸認為在兩岸經濟往來日益發展下，若能藉由兩岸產業分工合作機會，推動其企業對台投資，吸收台灣企業長期所累積之資本，對於提升競爭條件，擴大全球市場布局，有直接正面之意義。此外，透過陸企積極對台投資，亦可促進兩岸人民互動交流，提高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社會的信任，或是磁吸台灣企業對中國大陸經濟之依賴，此對推動兩岸社會、經濟關係更進一步深化，均將產生間接效應。
至於隨著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即將生效實施，以及貨物貿易協議也在進行諮商談判，未來是否引發陸企挾藉實力擴大對台直接投資或參與股權，使得國內企業因難以競爭而導致歇業倒閉，甚至因外移加速而造成失業人口增加。若以過去香港經驗加以觀察，吾等認為中國大陸推動陸企對台投資，在策略思維上，除了希望創造就業機會，進行統戰拉攏台灣民心之外，恐將不易限制其透過投資延伸進入台灣金融、電子、資訊、石化、房地、工程、旅遊、媒體、文化等重要產業領域，藉以深化政治、經濟、社會等基礎。
換句話說，中國大陸積極推動企業對台投資策略，在經濟考量的背後，其實仍隱含著高度政治思維。亦即其將較傾向採取接近香港模式推動企業對台投資，作為安排促進與台灣之雙邊貿易關係，以經濟模式作為解決政治問題之手段，所以在推動企業對台投資策略規劃上可以歸納：以國家利益為前提，針對重要產業長期投資；以及以企業利益為考量，選擇策略產業加強合作，期能在對台投資取得實質利益的同時，又可深化本土企業對陸企之依賴。
在此同時，面對經濟自由化、產業全球化發展潮流，尤其在國際政治「大國傾斜」、「一中架構」現實環境下，若欲擺脫「被孤立化」、「被邊緣化」威脅，則是必須認知我們無法排除透過兩岸經濟合作，藉以順利參與國際舞台，以擴大獲致生存之空間。然而，無法忽略的是，由於目前兩岸關係仍存在著許多不確定性因素，陸企投資是中國大陸實施對台經濟整合的策略，也是其加強對台統戰宣傳的手段之一環。
因此，政府未來推動與兩岸相關協議之諮商談判，並非僅是從單純的「經濟利益」思維切入，而是必須從複雜之「國家安全」立場評估。亦即在開放陸企可能更進一步對台投資之同時，必須針對其可能涉及國家安全相關法令與配合措施，更明確地加以法制化、規範化，例如：參考美國「綜合商業及競爭法案（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在現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增訂陸企對台投資安全防衛機制條文，同時授權總統可以適時中止或否決陸企投資行為；以及增訂產業關鍵技術門檻及商業機密保護措施，藉以對於陸資涉及產業高階技術、商業敏感機密有所管制等，俾能減少陸企對台投資衍生問題，進而使得其為參與台灣產業轉型之重要泉源。
(本文刊載於2014年3月21日旺報C3版「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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