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朝祥
國人對子女接受教育的意願高，政府也深切體會到高等教育對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性，對高等教育的投資不遺餘力，與世界各國相互比較，毫不遜色。例如過去的「一縣市一大學」、「開放私校籌設」、「專科改制技術學院」等政策，讓僅有2300萬人口的台灣，高校多達近170所，密度之高，幾達世界之冠。
由於接受適齡青年進入高等教育就讀的比例已超過5成，台灣的高等教育已從精英教育轉為大眾化，甚至進入普及化的階段。
高等教育對國家發展固然有重大的功能，但也有助於個人身分地位的提升、知識的成長以及生涯的發展，但已非屬國民義務教育階段，因此教育經費的投入，政府與個人須共同負擔。
早期學校少，政府教育經費較為充裕，因此，政府負擔大部分的經費，個人所繳交之學雜費較低，但隨著高校數目增加，高教人口成長，政府的經費已不敷所需，而學雜費的徵收，卻因少子化的衝擊，生源日漸枯竭，且為了社會公平正義，讓經濟弱者也有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學雜費形同凍漲，無論公立或私立大學均開始感受到資源不足的問題，如何有效的掌控、分配學校資源，成為大學校務發展的重要工作。
為了提升資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大學整體的競爭力，採取企業以績效為導向的經營模式逐漸在大學中蔓延，例如全面品管、KPI的管控等。最近，政大研擬「員額分配草案」，計算校內各系所每學年「貢獻」及「資源使用」數值，若貢獻高於資源使用，該系所可爭取增聘師資員額；反之，即使系所未來有教師退休，也遇缺不補，引起高教界正反兩面不同的看法。
政大草擬「員額分配草案」應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公立大學在「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的大纛之下，學校對院、系、所的發展方向，能著力之處並不多；對教授的教學、研究更是難以置喙，例如要調整系所、要求老師教授基礎課程等；而在資源的分配方面，雖資源已捉襟見肘，但各系所卻是相互競爭，各不相讓，常讓學校兩面為難，研擬資源、員額的分配方案，對校務的和平發展，應有其必要性。
但要計算系所的貢獻度，卻僅包括學雜費收入、研究費用收入，而「資源使用」則包括系所人事行政費用、軟硬體支出等，範圍都太過狹隘。大學要計算系所貢獻度，不應只是對學校本身收入的貢獻，應將對社會的貢獻作為主要的考量，例如學術的產出、人才的培育、社會發展與人類文明的進步等，一併計入，方才合理，但百年樹人，對社會發展與人類文明進步的貢獻，其績效都難以在短期內衡量，過度強調績效導向，恐怕執行不易。
在強調績效導向之餘，也要避免失去高教公共性。在社會進展中，各類人才都需培育，但人才需求的數量卻各有不同，需求量高者，系所規模必然較大，但較為冷門的科系，不僅學生人數少，收入也少，但社會卻有其需求。若因損益不平就減少資源，恐危及具特色卻規模較小系所的生存，不能不慎。
高等教育是種高投資的教育，對社會的發展、人才的培育、學術的發展，卻是無可替代的功能，是以經費、資源的投入不可輕忽。對能掌握的資源如何合理分配固然重要，但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提高國家的競爭力、追求學術卓越、培育優秀人才更是大學發展的命脈，過度重視大學對自身的「貢獻度」，恐失去大學的公共性，不能不慎。
（本文已刊登於2019.7.22人間福報第4版國際兩岸「人間百年筆陣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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