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允文
寒流來襲的台北，陰暗濕冷，如往日般信手翻開《中國時報》，保羅．克魯曼專欄斗大的標題「借鏡歐洲，高社福非經濟阻礙」一下子進入眼簾，頓時覺得周遭的氣氛似乎亮了些。
回顧台灣的福利發展史，這個議題曾是眾多福利學者努力去打破的迷思！克魯曼說：「有些經濟假設主宰美國公共論壇，其中之一認定，即便只是對富人多課一點稅，多給窮人一點福利，都會大幅損害工作、投資和創新的誘因」，在台灣何嘗不是如此？不論是將社會福利下的人們汙名為「在冷水裡慢慢煮熟的青蛙」、或是「經濟優先、社福暫緩」，大約都是同一思維下的產物，減稅（尤其對高所得者）依然是政府救經濟不二的藥方，賦改會落幕時所獲得稀稀落落的掌聲，就是一個例證。
這些年來，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已經是台灣社會的重要趨勢之一。在政府尚未進行所得移轉之前，最高與最低二○％家戶的所得差距倍數從一九九一年的五.三一倍，逐步增加，二○○○年民進黨執政之後躍升到七.六七倍，之後就一直維持在七倍以上。因此，如何有效縮小貧富差距就成為政府的施政重點之一，確實也看到部分成效。而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政府不斷增加所得移轉的努力，因此到了二○○八年，貧富差距從移轉前的七.七三倍縮小到六.二○倍，縮小的倍數相當可觀。即使如此，移轉後的貧富差距還是無法回到一九九○年代的水準，顯示貧富差距擴大已經是個難以改變的趨勢了。
政府所得移轉努力主要是靠兩個政策工具：社會福利與稅捐。從一九九一年以來，社會福利對縮小貧富差距的貢獻越來越高，以○八年為例，社會福利所縮小的貧富差距倍數高達一.五三倍，而稅捐只有○.一六倍。事實上從一九九一以來稅捐對貧富差距縮小的貢獻一直不高，也意味著政府主要是透過增加社會福利來實現其所得移轉。
然這樣的作法卻蘊含著兩點隱憂。第一，光靠社會福利支出的增加並不足以有效縮小貧富差距；第二，社會福利支出仰賴政府稅收為主要財源，稅捐效果在貧富差距縮小中所扮演的微弱角色，也意味著政府稅收的不足，在稅收不足卻又要增加社會福利的情況下，勢必導致政府債務升高，也會影響到政府實施社會福利的能力，結果縮小貧富差距也就成為社會福利不可承受之重，長期而言不利於社福的健全發展與貧窮問題的舒緩。
保羅．克魯曼說，「歐洲常被當作前車之鑑來告誡美國人，如果試圖使經濟少一點野蠻，並且對窮苦人多一點照顧，結果就是扼殺經濟進步。但歐洲經濟其實做出相反的展示：社會正義與進步可以攜手並進」。此時身處台灣的我們，也應該深深思考其中的含意了。
（本文曾刊登於99.01.13中國時報A14版時論廣場）〈本文謹代表作者個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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