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華昇
徐志摩《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一、前言
北戴河為華北濱海避暑勝地，徐志摩曾書寫青年走遊此地的體悟；而如今中共高層菁英到此而來，則是為了新一輪領導換屆的人事改組和權力分配作最後的折衝協調。北戴河會議的召開，顯示中共各派系非正式權力競爭即將告一段落，其結果攸關「十八大」中共高層進行正式的人事安排、權力分配，並將促成黨內政治明星的興起和過氣政客的衰落，但會議之後政治元老和派系領袖仍將是中共政權人事佈局的影武者、政治決策的操盤手。
二、北戴河會議的意義、功能與影響
長期以來，中共高層菁英於夏季期間在北戴河舉行重要會議以解決黨內重大政經問題、協商人事改組和權力分配，已成為一種非正式的的黨政慣例和政治傳統。胡錦濤主政以來，雖逐漸改變自毛澤東時代起連年召開北戴河會議的傳統，但當發生重大政策方向爭議和人事職務調整時，仍會邀集黨內高層菁英匯聚北戴河。而北戴河會議的召開，往往就是中共政策方向或人事改組的調整已有初步眉目之時，遂藉北戴河的集會由高層菁英商議定案，進而作為黨內共識予以發落執行；故而北戴河會議所形成的中共黨內共識或決議，被認為具有「一槌定音」的影響力，因而向來北戴河會議的過程和結果，總是成為各方所關注的焦點。
而由於今年（2012年）稍後中共即將召開「十八大」，故8月上旬中共領導高層已齊聚北戴河，以期擇定新一代的領導幹部名單，進而提交到「十八大」以通過未來的高層領導人選。事實上，自去年（2011年）以來，中共組織部門持續進行高層人事改組的前置作業，依據若干菁英甄拔標準，篩選出符合晉升高層領導標準的黨內幹部人選，再經過形式上的黨內「民主」程序，選出中央委員候選名單，作為現任高層領導人和派系領袖們協調未來黨政人事改組和高層權力分配的依據。
而此次北戴河會議除討論中共黨政高層人事，包括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委會之改組以及最高領導人之確定，同時也將會商「十八大」政治報告之方向，乃至薄熙來案的處理原則等；而其中最受到關注者，乃是政治局常委會改組所涉及的常委人數和人選問題。根據媒體報導，北戴河會議由原訂的7月下旬延宕至8月上旬始召開，其關鍵之一在於共黨高層菁英和政治元老對於政治局常委人數應為9人或7人仍有爭議而相持不下。
三、中共北戴河會議協調政治局常委人數爭議
在中共政權的集體領導模式中，政治局常委會實為最有權力也最為重要的決策機構。由於政治局常委會在重大事故發生的關鍵時刻，可能採取投票方式解決，因此其人數向來均為單數；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數一直維持在5名或7名，從十六大（2002年）胡錦濤開始主政，中共即將政治局常委人數增加為9人。事實上，中共政治局常委人數變動、多寡不一，乃是牽涉到其內部權力競爭和派系平衡的因素。而此次十八大，胡錦濤將卸任，政治局常委人數又成中共內部爭議焦點；亦即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人數究竟應維持9人，或增加為11人，抑或減為7 人，各方意見不一，其實也都並非基於專業化、制度化考量，而是依據派系競爭的角度來思考，以維持自身派系在常委會的權力極大化為目標，試圖營造對於自身派系最有利的情勢。
具體而言，近年來中共甄選政治局常委有其一般性的條件或相對制度化的原則，即愈符合以下三項資格條件的人選，其成為政治局常委的機會就愈大：第一，已為前一屆政治局委員者；第二，在年齡方面符合「七上八下」原則者（即年屆68歲者不得再連任或就任政治局常委）；第三，具地方領導之資歷者。基於以上第一項條件考量，原本在十七大中已為政治局委員而年齡未滿68歲（1945年以後出生）者共11位（習近平、李克強、王歧山、張德江、李源潮、汪洋、張高麗、薄熙來、劉雲山、劉延東、俞正聲），此即外界有云政治局常委可能為11人之根據；但今年3月間薄熙來已遭撤除政治局委員職務，故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會擴充為11人已不可能。再考量前述第二項年齡條件，則俞正聲雖為1945年生，但至十八大召開時已滿67歲行將年滿68歲，為前述10人中年紀最大者，故其為具有爭議性的人選，此其「入常」之一大阻力；繼之考量第三項地方領導資歷條件，則劉雲山和劉延東未曾擔任過地方（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務最高領導職務，故渠等雖尚有機會成為政治局常委，但在10人爭逐「入常」的競賽中較居劣勢。
惟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選產生過程，往往充滿非正式政治的色彩，其黨章所規定之選拔程度僅係形式，實際上，其高層領導和政治元老、派系領袖在新一屆常委產生過程中扮演決定性的角色，會就符合晉升或連任常委條件的適當人選中，考量常委數額多寡和派系平衡原則，協調出新一屆的政治局常委人選。而根據前述討論，目前可能晉升、連任政治局常委人選中，最為篤定當選者為習近平與李克強，在派系屬性上分別為上海幫與團派（或如學者李成所稱前者為「菁英幫」，後者為「平民幫」，惟習近平又被認為將成為太子黨的新領袖）；另五位同時符合三項就任常委資格者，包括上海幫的王歧山、張德江、張高麗，以及團派的李源潮、汪洋。以上7位人選符合各項資格、較無爭議，最有希望成為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故若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會人數縮減為7人，則此7人為最有可能人選。其中，習近平因其太子黨特殊政治色彩，而與上海幫、團派同時交好，在兩大派系屬性分野上較居於中間的立場，加上其未來擔任總書記，當政治局常委會在重要時刻掌握住關鍵性的一票；故習近平雖有上海幫支持，亦有太子黨色彩，且團派系統亦積極攏絡之中，加以未來掌握黨政軍大權，地位崇高，可視之為兩大派之外的中間派，大有在十八大後逐步開創新派系的實力。而習近平以外的6位常委可能人選中，3位屬上海幫，3位屬團派，如此大致維持派系平衡的原則。
四、北戴河會議中的中共派系權力競爭
此外，如果未來政治局常委會維持現行的9人制，則在以上7名最可能人選外，尚有2名缺額待補。其中現已具備政治局委員的另3名人選尚有希望入常，而會形成3人搶2席的局面。其中劉雲山、劉延東屬團派，但因缺乏擔任地方領導資歷，故在中共高層領袖協調政治局常委人選時，勢必為上海幫藉此理由而加以強力否決；而屬於上海幫的俞正聲因有在年齡資格方面有所爭議，亦勢必為團派基此原因而予以全力反對。此為劉雲山、劉延東、俞正聲「入常」的可能阻力，亦為中共兩大派系政治權力競爭和角力的重點所在，同時也是此次北戴河會議，中共兩大派系協調折衝的焦點。其派系競爭形勢，可能出現以下幾種結果：
第一， 如果上海幫與團派能夠在此3人間協調出兩位人選入常，同時又要維持派系平衡，則將可能是1位團派（劉雲山或劉延東）、1位上海幫人選（俞正聲），如此則十八大常委會將維持9人，且中共高層仍維持派系平衡形勢（除習近平外，團派、上海幫各4名）。
第二， 倘若團派堅持以年齡問題為由排擠俞正聲，而強行讓劉雲山、劉延東2位團派人士入常，則如此則十八大常委會將維持9人，但出現團派5名、上海幫3名的派系失衡形勢（如將習近平視為上海幫，則上海幫為4名）；此情形極為有利團派，但為上海幫所不樂見，而必欲避免其發生的情況。
第三， 如若上海幫和團派在劉雲山、劉延東和俞正聲3人擇2入常的問題上無法取得共識，且經折衝協商仍無定論，甚至引發黨內派系爭執，則最後可能會決定讓此3人均失去入常機會，亦不再另補人選，如此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會人數縮減為7人，仍維持上海幫和團派各3名常委的派系平衡形勢。
第四，在薄熙來事件風波後，團派之政治影響力提昇，其於十八大權力競爭形勢中略居上風，故若團派亦有可能安排新世代的團派、胡溫系統人士（如令計畫、馬凱等）入常，而放棄支持劉雲山、劉延東，以為未來團派繼續掌握政治權力預作佈局。
以上第四種情形（即將尚未具政治局委員資格者逕行晉升為政治局常委）因有違近年來中共試圖建立的人事規範制度化原則，故其可能性較低；而在十八大後政治局常委會如由9人變為7人，則也不利常委人數規定的制度化。惟中共領導人及各派系領袖為了自身利益和權力鬥爭需要，往往不惜變更、破壞已經建立的制度化政治規則，如此或將會激化中共內部的派系衝突，而衝擊共黨威權體制的政治穩定。
五、結語
北戴河會議以避暑渡假同時研議重要課題的形式，要營造出政治元老和各世代菁英共同出席而黨內一片和諧的形象，來討論嚴肅的高層權力分配問題，但其實檯面下黨內的派系折衝仍持續進行之中。無論如何，中共十八大涉及其政治繼承、高層權力分配和政策路線的釐定，北戴河會議則可視為十八大的前置作業預備會議。目前在政治繼承方面，已大致確定分別由習近平、李克強掌理黨、政大權；在政策路線方面，胡錦濤今年的「七‧二三講話」業已定調；而今，中共高層菁英的最重要任務是順利完成黨政人事改組和權力分配，其中難度最高者即為政治局常委會的改組，而爭議的焦點又在於團派和上海幫對於常委人數和人選的角力。團派會以俞正聲年齡已近68歲，而反對其擔任政治局常委，又因如此，上海幫則會以二劉（劉延東、劉雲山）缺乏地方領導資歷，而要予以排除在政治局常委會之外。此一爭議和對立或許為中共兩大派系在北戴河會議當中最大的爭執點，但中共兩大派系對於此一爭端最後協調磋商的結果，則會顯現出中共權力鬥爭後的派系勢力消長情形，以及未來十八大後各政治元老對於中共黨政人事和政策的影響力度，實有持續關注其發展演變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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