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允文
然而，就在颱風降雨讓氣溫稍微降低之際，一些談話卻為下一波的公民運動添加了柴火，不論質疑「運動背後的組織力量」、「多數配合遷建與少數釘子戶之間的對立」，乃至「公益與私利之間的權衡」等，不但無解當今的爭議，也未掌握到新興公民運動的深層意義。
嘗試比較新興公民運動與一九八○年代台灣剛剛經歷民主化過程時的社會運動，舊社會運動（如消費者保護、社區反汙染自力救濟、勞工運動、無住屋者運動、政治受難者運動、殘障福利運動…）大致上都有爭取「自身所屬團體權益」的色彩；而新興公民運動卻有相當大的差異，他們爭取的不是「自身」的權益，而是「他人」的權益！例如洪仲丘的白衫軍運動，廿五萬人為一位受害青年發聲；大埔案、華光社區、紹興社區、文林苑等都更案，也幾乎都是「外來的多數人」挺「受害的少數當事人」模式。
其實就站出來參加運動的人而言，即使爭取到了訴求，自己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可是他們卻願意花錢、花力氣、花時間站出來力挺，相當程度上符合「新社會運動」的特性了。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教授皮喬多即強調新、舊社會運動的不同，不僅只是在於運動的目標、組織結構與行動策略的差異而已，更在於新社會運動十分重視情感、認同、文化等象徵性的意義，因此物質性的再分配（如拆遷補償的金額多寡）不是重點，訴求是否獲得正向的回應、主管機關是否有改善的誠意、能否避免未來類似事件的再度發生等等才是重點。
瞭解這一點，就能知道為什麼苗栗劉政鴻縣長的「天賜良機」說引起那麼大的反彈，更將這一把怒火延燒成「拆政府」；反觀規模更大的白衫軍運動卻能有秩序而且平和地落幕，更被譽為新興公民運動的典範，政府主事者的心態與方式應該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所以，不必因為參加者都是外人為理由，再去質疑「運動背後的組織力量」，因為這本來就是新社會運動的特質；或是「多數與少數」、「公益與私利」之間的二元思考來處理新社會運動，而是應該針對施政過程給個合理且具備說服力的說法，才能挽回民眾對政府日益低落的信任感。
聰明的政府應該選擇與新興公民運動站在同一面，不是去馴化它，甚至醜化它，而是透過它來反省施政過程的盲點與問題。若能如此，我們就可以確信燠熱浮躁的夏天已經漸漸遠離，未來迎接我們的將是舒爽的秋天了！
（
褚瑞婷
唐豪駿
李訓民
陳華昇
李正修
胡思聰
林祖嘉
王順民
吳文希
張瑞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