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化對五都選舉之衝擊與反省

前言

台灣五大都在各方面，都呈現出相當深刻的後現代化。五都居民具有相當之流動性；五都本身的整體風格，也呈顯出不斷變化的多樣性；更重要的是，在五都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各種流行的物質與價值觀，也隨著時代和科學技術的不斷演進，而表現出高度的不確定與浮動性。這些現象，都表現出五都的後現代化之特質。而五都的後現代化，在行政首長的選舉上所產生的效應，以及候選人因應之道，茲簡要論述如下：

一、飄浮的都市

所謂飄浮的都市，是指都市的後現代化中，由於人口流動與資訊流通之量，皆相當龐大，加上都市本身便是一個巨大的、集中的、卻又無邊界的市場，這使得後現代的都市呈現出實質的飄浮性。

這種飄浮性表現於後現代化的都市政治中，最重要的即在於我們無法在都市中界定出何謂真實的民意。後現代都市中的民意，就好像後現代市場中的消費者之消費取向一樣，都昰多元、多變而多向的。同時，民意在後現代政治中，也像是後現代市場中的消費者偏好取向一樣，是被製造、操弄出來的，而不是被發現得到的。

而被人為製造出來的民意，在後現代的政治市場中，顯得格外的虛假而不確定。在選舉中，各個政治人物總是自己能夠代表民意或是貼近民意為訴求，但其實，候選人訴諸於民意，便是訴諸於虛無飄渺的某些少數人的意見，或是想像中的多數人的意見。

在一個後現代化的社會中，多數與少數之間無法有明確的區隔。人數上的多數，經常是政治利益中的少數；而今日的多數，也通常在明日將變成少數。在選舉場合中，許多震耳欲聾的多數意見，實際上正是屬於相當少數人，於相當短暫的時間內所主張的偏激訴求。而這種假像，在現代政治中，以所謂科學化的民意調查來包裝，但是在後現代的政治中，這種包裝，卻更加突顯出多數民意的虛偽性。

後現代化使得民意的可操弄性與虛偽性，赤裸裸地在各種媒體或意見傳播管道中展現，其最主要的效果，便是劃破了「傳統的」現代民主政治中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多數與少數之間的區隔。在後現代化的五都中從事選舉，如果未能夠對這種後現代政治現象有所認知與適應，則選舉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便是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對於這種後現代化的無知之表現。

無論是國民黨或是他黨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總會試圖要端出能夠符合民意的「牛肉」，來試圖強化支持者之支持，或是改變未支持者或反對者的認同。我們看到這些「牛肉」，為了符合民意或貼近民意，於是也呈現出與後現代都市民意一般的紛歧、虛偽與不確定性。這些紛歧、虛偽與不確定的政策牛肉，個別看來，都是冠冕堂皇、自成其理，但整體來看，並且實際地探討這些政策牛肉的落實之所需方法與條件，我們就會很容易地發現，其間多充滿了內在的矛盾。以五都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而言，這種內在矛盾最常出現的，例如，一方面要改善市府財政體質，但是對於所提出的各種政見，卻未有詳實的財務規劃；又例如千篇一律地提出重視生態與環保的同時，卻又高喊要加強經貿投資，但是對於經貿投資與環保之間的政策矛盾，卻多未詳實說明欲如何取得其平衡。

紛歧矛盾而又虛偽不確定的政策牛肉，在當前的政治選舉現實中，是不得不提出的文件，它就像是五都候選人參選的最低資格要件。但是在一個飄浮的都市中，政治人物的種種作為、言談和舉止，必須更重視能夠對紛歧、對立的後現代都市社會，產生凝聚、感動的效果。

二、凝聚與感動的期望

分裂的社會需要重新被凝聚；飄浮的都市則需要願景，來重現其定著感。

但是我們看到，無論是國民黨或他黨候選人，在選戰的過程中，卻多用各種語言與作為，有意或無意地加深社會的對立，這種現象最常表現的實況，便是將某一政策的支持者與不支持者之利益，視為是截然對立、無法倒轉的。此外，我們也看到候選人的競選團隊充斥著一種思維，那就是選舉時愈有能力在媒體上加深這種區隔，就愈能看到確定的選票區塊。

但其實，這種透過加深對立來獲得選票歸屬的選舉策略，在這次的五都選舉中，其所能產生的效果，也是相當難以預測的。在後現代的都會政治中，正如同後現代的市場競爭一樣，過去被某候選人成功運用的選舉策略，現在不見得繼續有效；同樣的，過去被認為是最無力或無效的選舉方法，可能現在反而最強而有力。總之，在後現代的都會政治中，執著於某種選戰策略，是貽誤戰機的主因。

此外，在後現代的都市中，人們的生活方式極度多元。多元的生活方式，也使得生活品質的的定義，難以用單一的標準來界定。某一項政策之提出，一旦付諸於落實，必然因民眾多元的生活品質，而支持與反對、讚賞與謾罵雜然並存。因此，在後現代化的五都中，不可能有面面俱到的施政，即使是有，面面俱到的施政，也必然是平庸無奇的措施。而平庸無奇，正是在後現代的都會生活中，最容易被人所忽略及遺忘，最後導致被唾棄。

當選舉中，充斥著大量平庸而無奇的政見或言論時，某種大膽而創新的想法，雖然會導致許多爭議，但是在這些爭議之中，卻也能使候選人更有機會向民眾說服，並證明自己具有領導、創新與弭平爭議的施政能力。

五都選舉至今，我們各陣營所提出的政見，或是各種美麗的口號，其實都缺乏真正大膽而創新的思維。大膽而創新的思維，並不是新奇的選舉花招，更不只是美麗順口的口號，但是這二者之間，經常被混淆，而這種混淆的現象及其被揭露，也是後現代化的都會政治的特徵之一。

我們經常看到候選人舉辦某種新鮮的活動，或製造某種新奇的話題，或提出某一嚮亮的口號，來爭取媒體的版面。而我國目前政治人物的競選團隊，或是他們花費大量的金錢所聘用的選舉顧問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也多以成功地創造話題，博取版面為目標。但若我們稍微深入考察這些新鮮話題或口號的內容，我們會容易地發現，這些話題本身，都只是將舊酒裝於新瓶內，看似光鮮，其實仍然平庸無奇。許多候選人所舉辦的嘉年華會般的活動，搭配記者會，其性質便通常如此。

這些活動，在後現代的都會裡，其實相當容易被複製，更容易被人揭露其本質。許多候選人以為民調成績不佳時，或與對手的差距縮小時，舉辦這種活動，能最快地扳回情勢，或維持勝算，於是用濃妝豔抹，甚至是跳樑小丑的裝扮或言談來造勢。這類的選舉造勢策略，在後現代政治的考驗和衝擊下，所產生的效果是，一次成功的操弄，將使未來重複性的操弄注定失敗。因為，複製性的操弄，將使原來的新鮮變成是唐突；原本的趣味變成是膚淺。

真正大膽而創新的政策理念，其決定性的因素，乃在於其是否是出自於候選人本身獨特的歷練、反省與堅持。

候選人是否擁有生活或工作上的獨特歷練？是否具有深刻的反省與論述能力？以及是否願意為自己的反省與理念而堅持？這些候選人個人的特質，將是決定五都選舉時，是否能感召支持者投票，甚至是使原本不支持者，改變其投票取向的關鍵因素。而這種回歸到政治人物個人條件與特質的選舉，也正是後現代化都會政治的主要特性。

三、模糊的鄉村與都市

再者，我們今年的五都選舉，更有一項後現代的特質，那就是行政疆域因整併而變得模糊。

五都中的台中、台南和高雄，都是縣市合併升格後的新行政疆域，在新的行政疆域中，原本都市地區與鄉村地區分屬不同行政管轄範圍的區隔不再。新的五都除了台北市外，其他四都都是在同一行政管轄範圍內，存在著高度都市化的社區和軟硬體建設皆相對不足的鄉村社區。

都市與鄉村，原本就是人類群居生活中，必然存在的對立而卻相互依存的二種生活區域。都市因鄉村而發展，而鄉村也因都市而存在。二者之間的關係，正如陰陽二極一般。現代思維與現代社會，皆將都市與鄉村怕截然劃分。都市與鄉村分屬不同的管理、發展之理論，在實務上，也各有其不同的行政管制思維與體系。但後現代化使這二者之間的不可區隔性受到突顯。四都的合併升格，則是這種不可分割性的後現代現實之反映。

在都市與鄉村無法分割的新都市行政中，原本用來界定公共利益之標準與界限，將失去其正當性及合法性。這種正當性與合法性弱化現象，使原本在選舉場合中，能夠讓候選人據以推擬政見、創設口號的許多價值體系，都將因而也成為虛偽、不確定，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概念。我們看到候選人總是企圖在記者會中，對選舉「定調」。這些定調活動中所定的「調」，我們仔細地察驗其內涵，就會再一次發現其箇中毫無任何對民眾、對社會的實質意義。尤其如果我們分別從都市生活中的實際，與鄉村生活的現實，來重新檢視這些選舉中所定的調，我們更可以發現其空洞與矛盾。

近日，媒體上的農民抗爭事件，以及農村再生條例之爭議，突顯出的問題，在媒體版面上，仍停留在都市與鄉村的嚴重對立之情緒與思維上。國民黨執政首長則將其定調為行政作為粗糙與不適當。對於都市與鄉村間的不可區隔之性質，以及這種不可區隔的併合性，與民眾的日常生活、社會的整體經濟發展之間，有何更為宏觀、更為深層的關係？這個問題，其實媒體與社會大眾，是需要被啟發、被教育的。

吾人再次回到後現代政治的反省：試圖要貼近顯性民意的政治作為，反而是忽略與背棄隱性民意的表現。在後現代的都市政治中，顯性與隱性的民意，都不能夠被明確的掌握與操弄。唯有回歸到政治的本質：透過權力的巧妙運用，來領導與教育群眾，才能在後現代社會中，證明自己作為一位政治人物的價值。

四、一定有錯的政治

最後，吾人要強調，容忍並進一步地修正錯誤的能力，可以說是後現代政治中，政治人物最需要的價值。在「傳統」的現代思維中，人們會以為預防錯誤的發生，杜絕錯誤發生的機會，是行政領導能力的展現。人們透過各種科學的方法或程序性法制的安排，來企圖使錯誤的決定在公共事務中絕跡。但是公共事務中，是否有可能「沒有錯誤」或「完全正確」？這個問題，卻不曾被認真地思考。

而政治的後現代發展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則是理解到公共事務中，不可能沒有錯誤。甚至於，依後現代的思維來重新理解民主政治的美好，即在於將不可避免的錯誤攤開在陽光前，或至少在鎂光燈前，以期用和平和較可預測的方式來解決錯誤。

我國未來五都的公共事務中，可以預見的政治錯誤，將比可能出現的政治正確多得多。

例如在前述的縣市合併升格後，都會型的市長不擅長處理的農業事務上，就可預見未來必然出現許多嚴重的錯誤。並且在可預測的錯誤發生之前，我們並無任何能力，來構思五都中正確的農業政治。

何以故？因為基本上從後現代觀點而言，將農業政治從公共事務領域中獨立出來，成為一項專門的議題本身，便已是大錯特錯。因為農業政策就其本質而言，涉及了糧食問題、較偏遠地區民眾之社會褔利問題、交通問題、工業發展問題、土地使用管制問題……。我們如果不從這些更為廣大的公共事務問題，來思考其與農業生產、農民生計及農土使用的關係，我們就根本無法認識農業問題。

農業議題本身高度的相對性和脈絡性，即意味著農業政策也具有高度的相對性和脈絡性。

相對性，表現在一項看似正確的糧食政策，可能正是一項不適當的國際貿易政策，更可能即是一項完全錯誤的農業政治。同樣的，一項看似能夠造福農民的農業政策，也經常正是一項不公、不義的社會福利政策。總之，正確的政策與錯誤的政策之間的差別，只是該政策出發的立場或所歸向的終點目標之差別而已，並無存在公平／不公平、正義／不正義、正確／不正確之間的差別。

選舉在面對這種高度相對性的後現代政策環境時，也要接受相對性的洗禮。任何候選人都不可能提出絕對正確的、符合正義的、代表多數民意的政見或訴求。後現代一方面使多數與少數之間的截然對立不再；二方面更讓政治正確與多數民意之間的連結被斬斷。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能夠適應這「一定會出錯」的後現代都市政治，才是在選舉中，甚至在整體的政治生命中，能夠獲得最終勝利的關鍵。

而如何適應「一定會出錯」的後現代都市政治呢？則最重要的條件，在於必須體認到「追求正確」與「適應錯誤」二種作為之間，有著甚不相同的邏輯與方法。

在選舉中，執著於「追求正確」的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擅長於不斷地創造媒體上的報導版面；不斷地成為議題中的主導者；並且不斷地在議題的創造與操作中，預測自己選票上的得失。這樣的候選人與團隊在看到敵對陣營犯錯時，會如獵人看到疲弱的獵物一般；而在自己犯錯時，則會極力想要掙脫，或掩滅自己犯錯的證據。這是以「追求正確」為目標的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處事之邏輯與方法。

這樣的邏輯和方法，當我們將它置於後現代的政治環境中來察看，我們就會看到這樣的候選人及其團隊在追求正確之同時，其實創造了更多的錯誤，但是卻經常將所創造的新錯誤視為正確。

對於犯錯而渾然不知，乃是追求正確的候選人及其團隊最大的致命傷。而懂得適應錯誤的候選人及其團隊，並不見得就能減少錯誤，僅有一點差別，那就是能夠適應錯誤的候選人至少知道自己犯的錯在哪裡，或在哪裡犯錯。而這一點差別，對於後來的成敗，可能就會有成王敗寇之別。

結語

同樣是「一定會犯錯」，能體認到自己的錯，與對自己的錯渾然不知，或是掩耳盜鈴的候選人，他們之間會產生一種相當微妙的差別，這種差別當然是難以精確地界定的，但是以吾人的社會經驗而言，誠懇的品格，似乎是從知道自己的對與錯開始。因此，懂得適應錯誤的候選人及其團隊，可能較他人而言，多了一些難能可貴的誠懇性格。而這種性格，是否能得到更多選民的青睞，那就得看候選人自己的認知與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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