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寶德
大選即將到來，與選票相關的議題就被炒熱了。近來在媒體上最受注目的，正是市井小民最關心的貧富不均的問題。然而這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問題呢？
媒體上的名嘴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結構問題，又說結構問題就是政治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追究執政者的不是，也可以要求政權挑戰者提出他們的解決之道。事情真的這麼簡單嗎？我們可以把台灣社會累積了若干年的問題，希望當政者一舉而解決嗎？
其實貧富不均的問題是世界性的。我看了一份資料，知道今年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比爾‧蓋茲應邀發表演講，講的內容也是要求哈佛的畢業生面對這個問題。但是他很坦白的說，並不是大家不重視這個問題，而是尋求解決之道並不容易。他從設計型思考的觀點表示，面對這樣的問題要看到問題之所在，要找出解決方案，然後期待成效；可是這是很複雜的問題，在設計方法上，高度複雜的問題在這三個步驟上都不容易找到答案。
一個年輕時創業成為世界鉅富，成功後又把全部股票捐出救助赤貧國家的蓋茲所說的話，是值得我們反省的。貧富差距所謂的結構問題，表面上看是產業政策造成的，產業政策好像是政治家下的決定。可是我們不必要是專家也知道，在民主社會中，政治人物是跟著民意走的，民間的思想與行為又受傳統習性的影響，除非有一位具有大眾魅力的先知型的政治領導人物出現，要「領導」人民是很不容易的。這就是為什麼在六○年代，年輕的甘乃迪總統說了一句話，成了歷史名言的緣故。他的那句話是「不要問國家要為我做什麼，要問我能為國家做什麼」。老實說，台灣正陷入藍綠之爭，應該有政治人物說類似的話來感動我們，以消滅無謂的紛爭。
回頭來看看台灣貧富差距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這是高科技工業掛帥，傳統工業衰微所帶來的。以我這個外行人看來，要縮短貧富差距非靠傳統中小企業升級不可，可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卻不允許。希望生活文化自粗糙而感官化的初級產業狀態，進步到精緻而典雅的北歐式高級文明社會，先要提升國民的品質。我們寧願把粗糙的傳統產業搬到大陸去，也不知如何提升產業品質，用品質來換得比較高的代價。這當然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很少人願為高品質的生活付出代價有關。
怎麼會形成如此尷尬的局面？因為國民生活品質的提升是複雜的問題。文化與教育談了幾十年，沒有受到注意，又怪誰呢？比如說，進行了許多年的教育改革做了什麼事？沒有把重點放在國民的基本素質上，卻把廣設大學當成目標了。豈不知這正是順應傳統文化陋習的一條歧路，一方面使人人都輕易的拿到學位，以光宗耀祖，卻不管他們有沒有一技之長。學士、碩、博士滿街走，找不到事做就怪政府。另方面滿足了有錢人興學的夢想，除了得善名之外，還有利可圖。但是十幾年過去了，除了學位一無所有的教育，算什麼教育？今天卻要為這些學校招不到學生耽心。
歐洲高級的生活文化及經濟發展建立在產業與生活的交互提携上。產品的美質提升生活的精神素質，生活精神化的要求促使產品的素質向上提升。關鍵是產業人與消費群都有高度的美感素養。台灣要走上這條路是多困難的事啊！歐洲與日本都是在工業革命之前就打下的基礎呢！
今天的台灣要追求經濟成長，只有走知識經濟這條路，使擁有高科技競爭力的一群得到大部分的利益。中、下級的社會幫不上忙，也沒有忙可幫，只有眼睜睜的看著生存機會的流失，在富裕的社會中過著貧困的生活。這樣複雜的問題需要全國放下政治立場的差異，集結第一流的頭腦來謀求解決才是。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100.6.2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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