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明大陸中央對地方的治理，分成兩個途徑，雙管齊下。其一是從80年代以來，以財政地方分權，建立財政聯邦主義的格局為槓桿，建立包括GDP增長，吸引外資投資的FDI等在內的可量化的經濟發展指標，來考核地方官員的政績，以激勵地方官員投入促進地方經濟成長的熱潮中。
異地交流防地方主義
其二是從90年代以來，通過包括讓正省級的官員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任期控制，中央直接任命和異地交流等手段，來防止地方官員搞地方主義，不服從中央、腐敗或不忠。
從90年代以來，大陸為了防止地方主義的蔓延，逐步確立了官員異地交流的制度，1990年7月中共中央頒布《中共中央關於實行黨和國家機關領導幹部交流制定的決定》，啟動了官員異地交流的工程，並且陸續於1999年和2006年頒布相關的幹部異地交流的文件，讓官員異地交流制度獲得確立。
官員異地交流包括：一、中央與地方間進行交流；二、不同地區間交流，特別是從經濟較發達地區到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任職；三、在中央各部門之間進行交流。而從1990年迄今，在東部地區任職的省（市）委書記和省（市）長，屬於是異地交流的比例超過四成約45%；而中西部地區接近五成，約為48%；其他如貴州、青海等經濟相對落後的省分，書記和省長大都是異地調入。
政治局常委多曾外放
從90年代中期以來，中央與地方間的交流現象尤為突出，胡錦濤曾到過西藏、貴州異地交流，而若再以目前倡議兩種針鋒相對模式的汪洋和薄熙來為例，前者出身共青團，擔任過國務院副祕書長，外放重慶、廣東任書記；後者則從遼寧省委書記調商務部部長，再外放重慶市委書記。而其他現任的政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常委，基本上都具有地方交流的經歷。
再以這半年來大陸20個省級一把手職位的更換來看，其中江蘇省前省委書記梁保華去年12月卸職後，轉任全國人大擔任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而前江蘇省省長羅志軍轉任省委書記，新的省長則由曾任科技部副部長的李學勇擔任。
前述有關異地交流的文件，並沒有強調要按能力業績挑選異地交流的官員，而是從強調工作需要、鍛鍊能力以及出於迴避等因素來加以考量。所謂工作需要和鍛鍊能力兩因素，主要是確保中央對地方官員的任命決定權和部署權；而迴避因素則是防止地方主義；總的來說，這3項因素都是為了防止地方主義生根蔓延。因此績效好壞並不影響官員是否進行異地交流，其中充滿著中央權力布局的策略考量。官員異地交流與從中央到地方的複雜派系生態有關，派系生態影響著官員異地交流的布局，而反過來，官員異地交流的格局，也會影響派系生態的發展變化。
從1990年實施官員異地交流以來，東部沿海地區異地交流的官員對當地經濟發展的貢獻，確實比本省籍官員來得大，但從東部交流到中西部工作的官員，則普遍有水土不服的現象，並沒有因具有東部工作經驗，從而就能夠對當地經濟發展有明顯的貢獻。
欠監督機制腐敗難止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推動官員異地交流的另一個主要原因，還在於減少官員腐敗。總的來說，官員異地交流制度的確立，對於地方和總體經濟增長有相當正面的推動作用，但並不能防止或減少腐敗，其中如北京市的陳希同案，海南的梁湘案，江西的倪獻策案等層出不窮。官員異地交流在保證中央對地方官員的任命權威，從而防止地方主義的生根蔓延，以及促進經濟增長或許有其作用，但在缺乏更為健全完美的監督制衡機制的情況下，官員異地交流制度是無法發揮或防止，以及減少腐敗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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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報100.7.22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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