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華昇鑒於中國自清末以降一直存在嚴重的地方主義現象，中共向來重視地方主義問題。而中共建政前於全國各地設立許多地方根據地（即「邊區」），由於當時交通電訊未臻發達，加以地理障礙和國民黨軍的圍堵，影響中共地方根據地與中央之間的聯繫，復因中共內部派系傾軋，而致雙方之阻隔加深，經常出現意見相左或路線衝突之情事。在此情勢下，中共建政前的地方根據地，或必須在施政、策略方面因地制宜，採取有利自身發展的政策措施，而可能對中央政策路線陽奉陰違，或者囿於根據地生存發展需要，而不得不脫離中央節制、違背中央政策而行事。
但是就中共中央的觀點而言，地方主義代表著具強烈地方認同的地方勢力興起，其行事與決策以地方利益或地方勢力集團的利益為主要考量，往往不顧整個黨組織的需要和利益，而產生有違中央政策或全國利益的行動。故從中共建立後乃至其建政初期，中共中央一直致力打擊和消弭地方主義現象，不僅其重要領導人均曾發表談話拒斥地方主義，並曾在各地展開反制和遏止地方主義的行動；惟地方主義並未在中國大陸完全消失，只是以不同形式和性質在各地呈現之。
在實際政治運作中，由於地方主義因素的影響，使得地方菁英形成政治行動集團，能夠基於地方利益的考量而採取互動策略回應中央政策措施（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更可以與中央領導或派系進行政治互動，以維護地方總體利益、尋求地方菁英個別利益。故在長期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基於地方主義的歷史文化因素，使地方保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得以免於中央不當政策的傷害，因應中央反覆的經濟路線和不斷的政治運動，而能夠促進地方的經濟發展。
文革以後，中共中央再度重視地方積極性所能帶動的生產力。因此，改革開放後，中共中央將權力下放地方，促成市場取向經濟的發展，使得地方財政與經濟力量增強，至1990年代中期以前已形成「弱中央、強地方」之現象，並引發中國大陸各地區經濟性地方主義或地方保護主義的興起。當時中國大陸媒體與學界常將此種維護地方本位利益，而不顧國家全局利益的地方主義現象稱為「諸候經濟」；認為中共若未能有效遏制地方主義的發展，將造成中央財政收支能力持續降低，中央調控力量遭到削弱，各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等情勢。特別是地方主義力量過於強大時，地方政治集團可能以其財政、經濟力量為基礎，運用非正式政治的方式與中央特定派系形成聯盟， 而足以影響中央決策，甚至對抗中央統治集團，或抵制中央決定的政經路線。因此，地方主義勢力（如「廣東幫」、「北京幫」或「上海幫」）往往被視為可能對中國大陸未來政經發展構成嚴重挑戰，而衝擊中央政權、危及國家政治穩定，甚或造成共黨政權解體的關鍵因素之一。
也因此，1990年代以降，中共新領導人接班後，為鞏固執政權力和領導地位，都會著手壓抑甚至打擊地方主義勢力。如江澤民主政時，將廣東省長葉選平調離廣東，弱化葉氏家族及其侍從者在廣東的影響力；此外，江澤民、朱鎔基也以整治貪腐為手段，打擊盤據首都已久而自成勢力的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逼使市委常委、副市長王寶森自殺，而剷除了一再抵制中央政策的北京勢力。而胡錦濤、溫家寶主政後，也以打擊貪腐為手段，將公開反對中央調控政策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罷黜投獄，震懾了掌握上海政經權力的上海幫。凡此皆為改革開放後，中共中央打擊地方主義勢力、樹立中央權威最為明顯的事例。
雖然如此，隨著中國大陸總體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各省、市、自治區的財政、經濟力量和經濟決策權力也大幅提昇，同時也更關注於地方利益的增長和維護，因而更有可能形成力抗中央的地方主義勢力。未來中國大陸各地方主義勢力或將群雄並起，勢將弱化中央政策的貫徹能力，影響中央政經社會決策方向，甚至可能左右中央高層人事佈局，促動地方勢力與中央派系的合作與聯盟，或形成跨省聯合力量，衝擊中央與地方關係，造成中共的政治轉型。凡此均為日後觀察、分析中共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及中共政治改革、變遷和轉型時，必須密切關注的重要面向。
王皓平
楊朝祥
王順民
劉新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