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全相較於馬英九時代，新政府最大優勢在於完全執政，施政上理應得心應手，但上任以來部會的本位主義抬頭，行政、立法溝通也不算順暢，致狀況不斷，除了新手上路的磨合期外，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更替，但體制依舊，故左支右絀。因此，進行體制創新，才能賦予經濟新的活力，台灣才有再度躍升的機會。
至於哪些是迫不及待必須加速突破的制度創新？我們認為服務業主管部會的產業化任務、跨部會共同績效指標（KPI）、公務員誘因機制的重新塑造，以及嶄新政策工具的重新設計最為緊要，必須儘速加以調整，否則未來仍將狀況頻仍，治絲益棼。
首先，就服務業主管部會的產業化任務而言，台灣的服務業占GDP近七成，就業人口也高達六成，如能加速鬆綁、產業化，則可導入民間資金，不但活絡經濟動能，也可擴大服務業規模。創造高階人力需求，突破22K低薪困境，故服務業的主管部會訂定產業發展的KPI至關重要。
以衛福部為例，它應針對非健保支出比例應有逐年增加的KPI，並促成國際醫療產業的大步發展，紓解全民健保的財務壓力，甚至考慮讓健康產業由衛福部主導，但需培養產業化規劃的智庫；在長照上，也應引進民間保險資金比重的KPI，有助於長照的產業化，建構好的商業模式，以吸引高階人力的投入。
在金管會方面，自2010年以來，金融帳連續24季淨流出，金額高達2,696億美元，原因多數在於國內超額儲蓄前往海外進行證券投資。因此，應加速開放新金融商品，使保險及民間的游資可以留在台灣投資，創造台灣金融業財務管理的空間，鑑此，應對有每年開放新金融商品數目，以及金融監理沙盒進度掌控的KPI。
再以環保署為例，它針對環評時效的掌握、重大投資視金額大小予以分級管理，應訂有KPI，以避免批准的曠日廢時，加速民間投資的注入及動能。交通部則可以在智慧交通（如e-Tag、U-Bike等）的輸出列為KPI，並敦促中華電信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新南向政策就有機會突圍。
此外，勞動部在勞基法修法時應針對產業衝擊評估，並對產業分類管理，賦予企業更大彈性，企業才有誘因投資，經濟才能注入活水。如此一來，服務業主管部會才不會完全以由上而下（top down）、規範者的角度制訂政策，方能給予企業界更大彈性。
另一個值得借鏡的經驗為中國大陸的賽馬理論，讓企業在服務業的灰色地帶，先行先試，跑在前頭者予以獎勵，再逐步法制化，讓政策先行，法規再跟上，大大提高創新的可行性。過去的「自由經濟示範區」即有類似概念，因此，新政府可換個名目，透過專區、特區及示範場域的先行先試，使共享經濟、網路經濟等嶄新商業模式可以在台灣落地、開展，有其必要性。
其次，在跨部會整合上，目前各部會首長企圖心強，但缺乏政策協調，致政策扞挌不入，效益大打折扣。鑑此，行政院應聚焦幾個上位的重大政策（如五大創新產業、新南向政策等），並訂定跨部會合作的共同KPI，如五大創新產業的推動上，國發會負責規劃、協調，經濟部負責執行，財政部負責租稅優惠工具，金管會協助融資、創投，內政部負責土地的釋出，農漁會協調水權的重分配，國防部對海防的重新規劃，環保署對環評制度的檢討等，才有利於跨部會合作，發揮政策的綜效。
再者，在公務員誘因機制的重新塑造上，目前在誘因機制有限下，公務員為避免被調查、彈劾，傾向於保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拉大薪資差距，強化誘因機制，並將圖利他人除罪化，以鼓勵公務員勇於任事，但可配合顯不相稱所得自負舉證責任。
最後，在嶄新政策工具的重新設計上，類主權基金的規劃相當重要。目前，政府受制於GDP四成舉債上限，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以振興經濟為例，過去南韓編列2500億元台幣救經濟，馬政府時代只能勉強擠出每年50億元台幣，推出節能振興經濟方案，成效自然大打折扣。新政府以「產業創新轉型」基金來推動五大創新產業，立意良善但金額太少，欲加速國內企業購併國際級的外國公司，或與國際級的創投、私募、主權基金進行策略聯盟時，恐力有未逮。再者，在現行國發基金的架構下，會計、審計、用人及其績效均受到法規制約及立法院的強力監督。
鑑此，修改「產業創新條例」法源，賦予國發基金更大彈性，並引進民間資金，有效降低政府人事、審計的桎梏，才能發揮更大的投資驅動效果。不過，鑑於國人對主權、私募基金有高度的不信任感，因此，在監督上，應力求透明。基金的投資對象、標的、報酬率應上網公開，增加資訊的透明度，避免利益團體的不當插手。
(2016年9月3日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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