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皓平然而，這樣的代議民主運行模式，這些代議士可能因為他們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無法全然反映所轄區域利益；而人民的政治冷默、參與知能不足，也可能讓代議士無法全然握有該地區所有的意見，因而導引出「代議失靈」(failure of representation)的情形。如同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批評指出，過去兩百年所建立的民主理論，其實與體現真正的民主有著不小的距離，所以這樣的代議民主，只不過是選出政治領導者與民意代表的「過程」而已，與反映人民政策訴求的呼聲，其實有著不小的距離。
而晚近以來，歐、美等民主先進國家的學者，亦一再地強調「由下而上」的政策訊息反饋，認為民意不能再度遭到曲解，應該好好地教育公民，由在地的關懷開始進行，進而培養他們對於全國事務的參與興趣，循序漸進地培養「公民文化」，使致對於政治的參與，保持不冷默亦不過度熱衷的態度，使該國民主發展步上正軌。
再者，歐美等國的政治學者亦指出，民主是一條「不可逆」的發展過程，不能因為民主的進程遇到困難，以及因為施行民主所引發的負面效應，因而轉向威權或極權統治的運作；相反地，這些學者指出「民主的問題需要用更多的民主來解決」，我們不能走回頭路，而且我們要開放更多的公民參與管道，讓更多的人民涉入政策的決定過程，使其運行走向「政策的多元主義」，讓政策立場不同或相異的利害關係人，能夠在政府所搭建的「政策平台」(policy plat-forms)、「機制」(me- chanism)或「管道」(channels)中，與他人在公開、透明的場域之中，與他人交相辯駁。
而在這一個辯駁的過程之中，立論「最優」者自然會受到注目，而立論「稍差」者，若其主張亦有相當之論理依據，則職權主管機關，亦會於政策規劃階段，將其訴求納入到政策設計的方案中，以使該方案圓融，符合社會之中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
而本文觀點認為，如果特定的大眾諮商政策，在利害關係人之間，於政策規劃的階段，可以形成共識，而這個共識，就會迫使有權決策單位，在「政策合法化」的階段，對於形成的結論加以重視。尤其當各方民意可以形成「共識」時，政府作為實現以民為主的工具機制，自然不會貿然採取相反的政策作為。再者，就「未達共識」的情形而言，雖然在利害關係團體之間，沒有形成具體的共識，但至少可以呈現出不同意見，讓政策機關不敢恣意作為。
就「行政機關」而言，在決策時能夠全方面的考量各方利益，可以促使該行政機關調和、權衡未來政策與法規的方向；而就「議會機關」而言，在立法程序進行之時，會形成兼顧各方利益的立法設計。而且在政策合法化的階段，各方團體會持續地去監督決策者的決策或投票行為，使得這些決策人士在社會的監督之下，使得決策結果合乎多元民意的基本需求。
雖然，依照我國的行政程序法制，經過「聽證」或「陳情」的參與程序，未必能夠拘束政府機關的決策，但若確有實質的大眾諮商過程，那這個過程將會間接地迫使政府依照該過程的內容來形成決策。如果該有權機關不如此形成決策，則該機關必須以更多、更好的理由，說服參與的民眾；或者是直接面對下一次民主選舉的挑戰。
王順民
曾復生
呂啟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