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孟道壹、前言
2008年9月15日，時為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的雷曼兄弟宣布破產，第三大投資銀行美林證券則被美國銀行收購。接下來的一個月內，風聲鶴唳，AIG緊急向FED求援，前兩大投資銀行高盛及摩根史坦利紛紛轉型為商業銀行，美國參議院亦快速通過7,0000億美元的抒困方案。從美國發跡，百年難得一見的金融海嘯，開始一波接著一波地狂襲全世界的金融市場。
時至今日，整整一年的時間過去，經濟新芽初冒，衰退字眼逐漸被復甦取代，原本驚魂未定的金融市場似已平復。熱絡的金融交易及經濟活動正在全世界欣欣向榮的開展，一切彷彿又回到海嘯前的原點。整個情節如真似幻，就像剛上演完一場電影。然而，表面水過無痕，殊不知，全世界金融市場的內在架構正悄悄產生極大的轉變。
貳、國際金融情勢變化
首先，原本被舉世吹捧的金融創新行為受到強力挑戰，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更為嚴格的金融監理。過往數十載，金融自由化為全球帶來豐沛的超額利潤，但隱藏在超額利潤下的風險往往被刻意忽略。其中包括積極的金融創新以及過度信貸增長，弱化整體金融市場承受風險的強度；而各國間普遍缺乏金融監管的合作與協調，則加速金融危機的傳導與擴散，尤其是在面臨跨市場及跨境風險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監管往往無法涵蓋到金融產品體系的每一個環節，使其無法有效管控風險。
其次，全世界金融產業的重心不再侷限歐美，移轉現象逐漸發酵。回顧此波金融海嘯肆虐的過程，歐美金融機構所遭受的衝擊遠超乎預期，倒閉家數不計其數。然而，亞洲國家的金融產業受傷程度則相對輕微。特別是中國大陸，在這次金融海嘯過後，以市值為計算基礎，分別有三間銀行高居世界前四位，排名依序為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及中國銀行。其中，中國工商銀行在2009年第一季及第二季的稅後淨利分別為353億人民幣（51.7億美元）與314億人民幣（46億美元），而中國建設銀行則為263億人民幣（38.5億美元）與296億人民幣 （43.3億美元），相較於金融海嘯前的表現可說是不遑多讓。有錢就是老大，未來國際金融產業的發展，亞洲國家金融機構（尤其是大陸）的角色顯然不可忽視。
第三，IMF的角色從被動幻化為主動。在此次金融海嘯中，IMF積極地提供資金予經濟及金融遭受嚴重打擊的國家，藉由資金援助穩定國際金融市場。9月在美國匹茲堡舉行的G20高峰會議結束後，各國領袖更加重IMF的責任並賦予其更多的任務，例如監督各國是否依約實施促進經濟成長的計畫等，以提高IMF的正統性及效力。
參、台灣的因應措施
凡此種種，均可預見未來國際金融情勢勢必有一番大幅度的轉變。而在面對此一轉變之際，台灣政府究竟該如何妥善因應，頗值探究。有鑑於此，本文嘗試提供幾項建議供政府參考：
一、前瞻性的建立金融預警制度
這波金融風暴是由美國而起，陸續傳染到其他世界各國，包括歐洲及亞洲等，因此「傳染」的效應非常明顯。有鑑於此，我們未來在防範此類金融風暴的發生時，或許可以將世界各國區分為三大類型國家，分別為(1)核心國家，例如美國；(2)主要國家，例如歐盟或日本；(3)區域型國家，例如東南亞諸國等。依此分類聚焦於這些國家的經濟狀況、金融情勢發展，一有風吹草動即可立即處理。換句話說，前瞻性的做法是觀察各個類型國家的房地產、股市和信用評等，之後建立制度以預防金融危機。
二、重視總體槓桿的運用並強化金融監理
此波金融海嘯牽連範圍之廣，主要原因在於過度運用「槓桿」，而忽略個體風險可能導致系統性風險。例如雷曼兄弟的破產雖僅是一個個案，但卻據此衍生出後續的金融海嘯，此即是未將個體與總體的關連性一併考量。換句話說，危機的發生需同時注意總體與個體的事件。
此外，現在信評公司無法發揮作用，也是因為只看個別公司的財務狀況進行評估，但卻忽視總體層面。因此，未來金融監管的重點，有必要將焦點集中在總體槓桿上，而非只是著重個體的槓桿運用。而對於槓桿過高的問題，其實主管機關可以考慮利用「動態化」的覆蓋率這類型指標來評估，同時也可強化銀行監理的機制。
三、改革信用評等制度
目前信用評等的機制遭遇強大挑戰，主要問題出在負責評等的機構立場不夠中立。因此，投資人進行投資行為時，不應一眛地仰賴國內外知名評等機構的評估報告。而政府也應朝培養「非營利」信評單位（中立角色）的方向著手，建立更為完善的評等機制。
此外，政府也應要求信用評等公司需將資訊透明化，例如對現行之衍生性金融商品做精算，使交易雙方之資訊能更為充分，同時也有利金融監理的進行。
四、精簡相關的金融監理法規
目前的金融監理法規過於繁複，難以理解的法規往往造成資訊不對稱以及相關訴訟的障礙，這對台灣金融全球化也是一定的阻力。相關法規（例如管理辦法及行政命令等）應該簡化，在維持原則性的大前提下，摘要式地精簡相關金融監理法規。如此一來會使銀行效率提升，也可迎合國際趨勢。
林建甫
李沃牆
謝明瑞
李訓民
胡思聰
林祖嘉
王順民
吳文希
張瑞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