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股市延續數月來跌跌不休的的趨勢,創去年三月以來的新低紀錄。雖然大家都知道其發生原因,主要乃是油價高漲與英特爾調降營收等外在利空因素的影響,但對這段時間以來一值飽受股市低迷不振困擾的台灣社會而言,其對前景信心造成的加成打擊後果,著實不免令人深切擔憂。觀諸政府邇來面對國內外許多重大財經議題或事件的筆線,不論在發表看法或執行處理上的確皆已更加謹慎與圓融,可惜在政策的明確度與基本方向上,仍然處在趑趄猶豫、模糊不輕的困境裡。光是股市不振一樁,政府似乎便已招架不住來自各方的責難與要求,除了不斷地被動因應外,「信心喊話」是所剩唯一的法寶了。
按照台灣股市發展的經驗,股價指數下挫時,社會大眾多會期待政府出面解決,理由是投資者的資產價值減少,投資損失慘重;而政府亦多半會樂意或主動推出各種挽救措施,理由是股市乃反映經濟景氣的櫥窗,進而為社會信心與安定之所繫。幾十年起起伏幅的變化過程中,我們的資本市場便這樣一路跌撞走到現在。這段期間,我們的整體經濟表現固然已有起落差異,但相對而言,皆尚能昂然立足於全球環伺的競爭環境下,且亦常為開發中國家所稱羨。然而唯獨資本市場一項的表現,在歷年各世界知名經濟研究機構評估報告中,老是排名不佳、備受批評與質疑,其中尤以內線炒作及政府干預為最受詬病者。如今新政府上任伊始,面對資本市場的健全發展,應該深思與著力的關鍵乃在於此。遺憾的是,這段時日由新手上路的生澀與不安,導致政府對決策信心不足,從而引發一連串對股市的負面衝擊而持續崩跌。今局面發展至此,政府似乎已無暇從根本面來穩住經勢,故只好走舊政府時代的老路,搬出舊政府慣用的所有方法(包括四大基金護盤、監控法人買賣狀況以及命令金融機構進場等),希望再次以「救火隊」的角色,與市場機制對抗或扭曲。既然新政府採「蕭規曹隨」之計,若截至目前為止所使用的方法未能見效的話,那麼,再下來調降或暫停證交稅課徵的壓力與訴求,定乃勢之必然而無法阻擋。證諸日前三大工商團體與證券商公會所提全面停徵證交稅之議,果然若合符節、不出所料。問題是,新政府該如何接招。
同樣的工作,三大工商團體在舊政府時代已不斷的使用過。上一波股市低迷時期,該等團體透過最高當局的關係,強迫要求財政部提出所謂「證交稅彈性調整機制」。財政部承受上意後,昧於應有的專業判斷與堅持,真的設計出一套由「稅率調整委員會」討論決定的證交稅率制度,準備修法實施。所幸後來由於股市逐漸回穩才不了了之,要不然我國稅制上又要多出一項傲世的創舉。如今停徵之議再起,新政府遭遇的壓力與困擾必定很大。尤其是,若股市的起落與財政部長的下台與否掛勾,則新政府決策時掣肘的因素自然更多而複雜。
已經有一堆的學術研究,證明台灣的股價變化與證交稅率毫無相互影響關係,換言之,證交稅率的調降或停徵理當不會有任何實質提升股價指數的必然效果。學理上言,稅率高低的訂定亦應符合或遵循「租稅中立」的原則。以政策任意操控稅率,將嚴重破壞稅制的穩定性與明確性,從而扭曲或傷害投資行為的效率與公平。其次,我國的證交稅在民國七十九年停徵證所稅時,已不當的冠上背負部分證券交易所得課稅的任務,因此,實質上言,它已不再是單純的「交易稅」性質。我們可以同意甚至支持純屬交易稅性質的證交稅稅率偏低甚至停徵,但證券交易所得卻不宜課稅,俾防止造成稅制公平基礎的過度侵蝕。如今「兩稅合一」的結果,除非另外恢復證券交易所得稅的課徵,要不然證交稅停徵引起的社會不公與傷害將極為嚴重。然而,由於阿扁總統已一再明確宣示四年任內,絕不考慮恢復證券交易所得稅,是故證交稅的停徵便無其正當性與可行性的依據。此外九十年度的預算收支缺口高達四千餘億元,前任政府調降金融營業稅率而致稅收減少,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今若停徵證交稅,恐怕連八十九年度預算的執行都會成問題。迄今為止,稅入預算的達成率並不理想,新政府在做停徵決定時,財政穩定的影響允宜審慎考量。
最後,或曰停繳證交稅可有宣誓政府「關心」股市之效,進而激勵民眾信心。吾人卻以為,總統充分尊重及授權專業決定財經政策,早日釐清重大財經議題的基本方向以及徹底擺脫受制股市起落的心態等,毋寧才是創造民眾信心來源最紮實的作法。新政府一定要記住,需先「激濁」才能達到「揚清」的成效,只是不斷的推出各種挽救股市的利多,法寶用盡時股市若仍未見起色,則社會對政府能力信心的喪失,將全面潰決而更難以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