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信昌
正當美、日以貨幣寬鬆來穩住社會信心的同時，道瓊指數也一舉突破一萬四千點的天花板。
然於此同時，甫公布的日本就業數據，則顯示出另番景象，比起前一年，製造就業量又減少卅六萬人。
日本製造業持續停滯萎縮，目前就業人數已經低於一千萬人，而回到一九六一年時的製造業規模—當時的總人口為九千四百萬人；過了半個世紀後，人口增加約三分之一，然而可供就業機會卻只達到一九九二年高峰期的六成。
回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當時日本企業大舉轉進北美和東南亞；並將勞工的聘任改推行派遣契約，進一步廢除終身僱用制；嗣後又不斷以開徵消費稅、引入新移民等的方式，冀圖刺激消費和鬆動長期的勞資關係。而其最終的結果是想刺激出的新創事業依然有限，但卻已造成社會信心的嚴重流失。
表面上雖然換到日經指數與東京地價的狂飆；但也造成了將近廿年的世代失落。
更令人遺憾的是，就在發生三一一海嘯後，如今日本的最後一搏，竟不是思索著如何召喚回二戰後的社會互信與共榮基礎；而是去選擇軍備擴充的險路，進一步輔之以貨幣貶值策略，希冀撼動全球分工的價值鏈。
誠然技術變革與勞力替代，再加上產業轉型與服務業社會的發展，均會影響到製造業的相對重要性；更何況尚有跨國企業在做全球布局的牽引力道。然而當權者不思民生疾苦，又不深究經濟動能流向，坐失處理時機，以輪流執政來卸責推拖的同時，已讓日本該面對的政經問題坐大、複雜化。
反觀台灣，公務員與軍人原本就有共赴國難的心思，「不患貧而患不均」。但在推動年金改革的同時，也必須就資本支出的長期包攬，以及行政專業所受到的尊重，都要做出改善。執政高層若是做不好反躬省思，恐怕就會離心離德。
民心向背，載舟抑或是覆舟？其實存乎一念間。值此台灣新內閣就任之際，苟能以日本的時局為攻錯之石，當能知所當為。
（本文刊載於2013年2月7日聯合報論壇）
（本文謹供參考，不代表本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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