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陷入“薪資實質增長停滯”泥沼對大陸的啟示

每年三月，中國大陸按例召開“兩會”。由於此次“兩會”是去年以來引發中美貿易爭端之後迄今最為重要的政治活動；尤其面對近年以來，在其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卻又在供給側上不斷衍生許多結構性問題。此外，加上2019年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週年，同時邁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首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重要一年，使得今年“兩會”議程內容格外受到國際社會重視。

其實，中國大陸於2016年所通過實施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內容中，已經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列入未來五年追求願景的一環；同時，於201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時，特別將“精準脫貧”與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污染防治列入從2018年起的“三大攻堅”戰略之一。由此更加顯示，未來如何提高人均所得，以及消弭家庭貧窮，已成為中國大陸達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基礎。

大陸經濟表現亮麗

也因上述原因，每年一月大陸在各地分別舉行“兩會”的同時，按例也公布了前一年度各項經濟數據，藉以檢視其經濟成效缺失。依據今年1月21日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相關資料統計顯示，2018年國內生產總值(GDP)首次突破90萬億人民幣，經濟增長達到“兩會”所訂定的6.5%預估數據。其中，大陸除了廣東、江蘇兩省的GDP首次突破9萬億人民幣，超過澳洲的GDP之外，山東、浙江、河南及四川等四省的GDP皆已達到4萬億人民幣以上，更是超過台灣的GDP。

然而，上述公布各項經濟數據之中最為受到矚目的焦點是，隨着過去數年大陸經濟持續穩定增長，使得人均所得快速提高，2018年人均所得9,377美元，已達到全球中高所得收入國家群組之前列水準。尤其近年部分城市人均所得大幅增長，包括：2014年深圳人均所得已經達到2萬3千美元，加上2017年蘇州、無錫、珠海、廣州、昆山與鄂爾多斯等6座城市，以及2018年北京、上海等兩座城市人均所得皆是超過2萬美元。雖暫時不及台灣部分城市人均所得，但與2018年台灣整體人均所得24,889美元之差異極為有限，正在逐漸拉近彼此距離，若未來經濟能夠持續較高增長，則預估在不久的未來，這些城市將會超過台灣部分城市人均所得。

在此回顧近年中國大陸經濟頗亮麗的表現，以及其對全球經濟扮演舉足輕重之影響，其實需要將牽引增長的動能，溯及從1978年開始推動的改革開放政策。亦即中國大陸推動經濟改革開放政策四十年來，選擇以追求經濟加速轉型及高度增長為方向，實施前所未有制度；同時，在堅持此一前瞻理念、宏觀願景牽引下，除了經濟體快速增長已躍居成為全球僅次美國的規模，以及近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0%之外，其人均所得更是從全球低等所得收入國家群組的後段，快速邁入為中高所得收入國家群組之前列。

這些頗傑出的事實，或許可以從兩岸經濟相關指標的消長變化比較其端倪。先從GDP增長來說，1990年台灣的GDP為1千7百餘億美元，為大陸GDP的43.8%，2018年已下降至僅有4.4%，亦即目前中國大陸的經濟規模增長成為台灣的22倍以上。再就人均所得增長而言，1990年台灣的人均所得為8,132美元，為大陸人均所得的22.71倍，2018年已大幅縮小至僅有2.65倍。至於受僱員工薪資收入實質增長方面，近年台灣受僱員工薪資收入實質增長停滯不前，相對大陸受僱員工薪資收入實質增長則是隨着GDP增長大幅提高，目前中等收入群體已達到全部人口的三成；如果以2018年受僱員工平均年薪觀察，深圳、上海、廣州、北京等位居列前四強城市，均在20萬人民幣以上，杭州排名第五，也是接近20萬人民幣。撫今追昔，從上述數據中似乎說明，台灣經濟仍沉迷於經濟“小確幸”的思維，終究難以忽略大陸經濟“大發展”之事實，尤其對大陸經濟的優越感或領先性，早已蕩然無存。

房貸急增衝擊內需消費的增長速度

儘管，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政策四十年來，其經濟頗亮麗的表現不再僅是傳說，不但GDP已成為全球的“大國”，甚至可能超過美國，尤其人均所得不斷提高，更是有目共睹，不久之後即將邁入全球高等所得國家群組之林。不過，在經濟增長亮麗表現、人均所得不斷提高之同時，卻也暴露極易被忽略的事實，值得我們加以重視。

亦即中國大陸一、二線城市受僱員工之中，目前其每月平均收入超過萬元人民幣，並非特殊現象，而是常態水準。不過，從近年以來許多研究調查報告中指出，雖大陸受僱員工每月平均收入比較20餘年之前已經大幅提高，但現在許多家庭在生活上相對之前卻又感覺更加辛苦，除了因應日常各項開銷明顯增加之外，其最為難以容忍的是，與房產購置相關的支出不斷提高，導致受僱員工餘錢越來越少，不但造成許多家庭逐漸淪為入不敷出困境，而且這種現象正在朝向年輕族群蔓延暈染。

換句話說，近年中國大陸隨着房產價格不斷飆漲，民眾新增房貸規模急劇增長，從2015年的3.87萬億人民幣、佔全部新增貸款的33%，增長為2016年的6.33萬億、佔全部新增貸款的50%；2017年房貸規模更是達到7.13萬億、佔全部新增貸款的的53%，呈現逐年增長趨勢。雖在表面上，中國大陸家庭資產因購置房產而似乎顯示越來越富；但在實際上，這種富裕非常脆弱，加上其財務操作槓桿偏高，尤其在這些十幾萬億房貸中，八成以上家庭房貸屬於中、長期型態，無形之中也限制了其未來至少二、三十年期間現金支配流量。也因如此，從2007年至2016年期間，中國大陸“家庭債務”比重增加一倍以上，目前至少三成以上家庭已經淪為“中高負債家庭”。

尤其面對近年經濟型態升級、產業結構轉型，未來經濟將會從過去的高度增長，調整為中度增長，使得許多家庭因面對人均所得增長可能走緩之下，而被迫減少其他生活開銷。再者，這些家庭成員一旦遭到生病、失業或銀行緊縮放款、增加利息等意外狀況之時，勢必造成現金短絀，甚至被迫需要變賣房產藉以解決債務，造成家庭陷入貧窮循環威脅。此一現象，已無疑地將直接衝擊內需消費的增長速度，2018年中國大陸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增長速度僅有8.5%，創下2003年以來最低紀錄，顯示中國大陸內需消費已呈現出嚴重萎縮現象。

台灣陷入“薪資實質增長停滯”泥沼之事實

無獨有偶，近年大陸“家庭負債”比重增加所呈現出來的貧窮循環現象，其實也是近十餘年以來台灣所存在之事實，甚至呈現逐漸惡化趨勢。兩年之前，德國安聯金融集團曾經在其出版全球財富調查報告中特別指出，近年台灣家庭負債金額不斷增加，使得整體家庭負債金額從2014年的新台幣14.18萬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15.16萬億元，平均每戶家庭負債達到新台幣168.5萬元。若以2016年台灣整體家庭負債金額佔GDP之比重達到87.5%來看，不但超過該年全球平均的64.6%，而且超過該年亞洲平均（不含日本）的46.6%，在亞洲僅次於韓國，可以說是名列全球前茅。

或許部分學者專家以2016年德國安聯金融集團的報告評估認為，台灣家庭金融“淨資產”增長為9.6%，超過“淨負債”增長為4.8%，尤其人均資產高達340萬元，在亞洲也是僅次於新、日兩國，顯示台灣家庭債務壓力所存在的緩衝空間頗為充足。然而，這種過度樂觀，卻又無法忽略其所延伸的負面危機，亦即近年以來台灣家庭負債比重不斷提高，未來恐將讓其成為壓抑經濟增長的障礙，甚至是“逆襲”金融體系財務表現之風險。

探究台灣家庭負債比重持續增加，甚至其增長率是經濟增長率兩倍以上的原因，其關鍵癥結在於，2000年之後，由於台灣整體投資(包括外人直接投資；FDI)表現持續呈現低迷，導致產業結構升級轉型陷入遲緩，在造成受僱員工薪資實質增長呈現停滯之同時，民眾認為最重要財富資產的房產價格，在市場投機炒作下大幅上揚，使得許多家庭因“房貸”負擔壓力急劇提高，而增加家庭負債比重。2015年之後，雖台灣房價因“房地合一”稅制完成立法，而呈現下降趨勢，但房貸佔家庭負債之比重，仍然頗為沉重。

依據台灣聯合徵信中心資料統計顯示，截至2018年10月為止，個人貸款共計14兆5458.1億元、貸款人數達到329萬8393人，人均貸款440.9萬元；其中，房屋貸款8兆7043.6億元、貸款人數200萬8511人，人均房貸402.1萬元，兩者均創2012年5月以來新高。再者，從官方2018年第3季房價負擔能力指標調查統計中發現，目前民眾房貸負擔佔其月可支配所得之比重(中位數住宅價格貸款每月攤還金額/家戶月可支配所得中位數)，達到38.7%。

不可否認，近年台灣在國際分工比較利益架構之下帶動既有生產製造外移之同時，民間投資卻又持續呈現低迷，加上新興創新產業發展頗為遲緩，造成勞動需求減少，勞工議價能力下降，導致受僱員工薪資實質增長停滯。此外，加上過去二十餘年以來，陷入統獨意識型態的糾葛與藍綠政黨惡鬥之對立，政策從前瞻宏觀的視野而重視短視狹隘之利益，尤其租稅法規的扭曲及工時制度之僵化，使得受僱員工薪資報酬佔GDP之比重，從1995年的50.1%不斷下降至2017年的43.5%；相對同一期間企業獲利盈餘，則是從30%逐年上升至35%，顯示受僱員工並未隨着經濟增長共同分享成果。亦即說明，台灣已經陷入“薪資實質增長停滯”泥沼，不但造成家庭負債比重持續增長，甚至希望能夠透過內需消費動能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力道呈現更加脆弱。

從上述台灣所歷經的實例中，其實也提供了中國大陸未來作為促進經濟型態升級借鏡。亦即此已意味着中國大陸若要以內需消費作為促進經濟持續增長之動能，在“精準脫貧”攻堅政策上，除了採取逐年調整“基本工資”標準之外，必須妥善利用此次“中美貿易爭端”機會，將其危機升華作為推動經濟型態升級之引擎，加速促進產業結構轉型，避免讓人均所得增長陷入停滯的泥沼，進而讓家庭減輕負債比重之壓力。

因此，中國大陸未來促進經濟型態升級，特別是在面對外貿風雨飄搖，投資可能降速，內需增長卻又因三成以上家庭陷入貧窮循環威脅而可能呈現走緩現象之下，在推動產業發展時，更加需要落實包括：不要將國際已經邁入成熟的產業複製作為發展方向、不要將薪資成本較低國家的產業引進作為發展標的、不要將完全依賴價格競爭的產業扶持作為發展選擇等“三不”發展策略，使得產業發展結構朝向“高端化”、“獨特化”及“差異化”，俾讓人均所得因產業不斷創新而持續增長，別無他途。此將成為未來嚴峻考驗中國大陸的經濟型態是否順利升級之關鍵，不容小覷。

（本文刊載於2019年4月8日經濟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