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俊臣
五月十三日，憲法法庭宣判「萊劑殘留標準之權限爭議案」。就貫徹憲法所為地方自治之制度性保障而言，該判決實有下列四點有違地方自治原則，值得商榷。
第一、輔助原則：此次憲法法庭宣判本號中央勝訴之判決，應係基於貫徹中央集權的單一國憲政主義，而非聯邦國的地方分權自治思維。殊不知我國憲法起草人張君勱在其遺著中，即指出我國係以德國聯邦制為參考架構起草，在憲法本文中不論體例或規制，皆有聯邦制的影子，即在於賦予地方較大的自治權，以力行因地制宜之積極政治作為。歐盟自治憲章更有「中央依循輔助原則」的規定，但憲法法庭雖不否認司法院釋字第四九八號「地方自治制度性保障」的規定，卻在判決中隻字不依循該地方自治之核心價值，以致判決結果不出一般人之所料。
第二、上乘原則：日本地方自治係亞洲各國的典範，其對地方條例的制定，係依循「上乘原則」與「橫出原則」。前者有如司法院釋字第七三八號解釋，地方基於公益原則，可以有更加嚴格的規制；後者係指實施範圍可較中央法律所規定者更為寬廣。此次含萊劑肉品地方採用零檢出機制，不僅可維護轄區大眾健康，而且可供其他地方參考。
就以新冠疫情言之，如中央允許地方有超前部署的防疫權限，相信情形不致如此慌亂。地方自治團體對於食品安全、公共衛生事項，尤其要有「疫區」特別作為，但在本號判決中，完全看不到允許地方在公益原則下可以「超前部署」的積極規制，不免為嗣後自治發展擔憂。地方機關制定有別於中央的更嚴格保障健康權的規定，應係今後世紀病毒可能不斷出現的必要防疫作為。因之，此項「上乘原則」條款設計，實有其法制上的客觀需要。
第三、治理原則：積極性的地方自治，不僅重視政治性的權力分配，而且強化經濟性的經營管理。在國際經濟陷入停滯性通膨之秋，國內經濟唯有由地方經濟、區域經濟入手，始可打開困境。該等地方治理原則需要有自治發展的條件，如僅能依中央規制，而中央又處處政治化、顏色化、特權化，地方必然失去應有競爭力，國家經濟恐將難以復甦。至說跨域治理本係地方自治之常態，本號判決完全排除跨域治理，亦令人遺憾。
第四、沙盒原則：地方自治發展的先進國家，對自治法規已有「法規沙盒」的設計；意即若干新生事務管理，在中央法律未能適時完成立法前，地方即可基於法治化的需要，先行訂定試辦法制以為規範。如四十年前，有關諸如空氣汙染防制、都市更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等事項，在中央尚未制定完妥法律以前，台北市即以市單行法規方式訂定相關辦法或規則等，可說超前中央一大步實施「環境治理」。
其實本號判決，亦有若干法制上的澄清，諸如：直轄市係依法律保障各該直轄市之地方自治，並無「憲法制度性保障」，釋字第七三八號適用範圍，基本國策章條文的規範性，國際貿易之中央立法，以及跨域治理之限制等事項。雖限縮地方自治的實施權限至為明顯，但在尚無其他判決可資推翻本號判決前，中央和地方自當遵行。
（本文刊登於111.05.16 聯合報民意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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