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奕璇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二訪中東，預防以巴衝突演變為成區域戰爭，目前行程已經結束。從俄烏戰爭至以巴衝突，美國都希望能扮演關鍵的協調角色。然而就兩次衝突的事實證明，美國無法藉由單方面介入而改變長期以來衝突方結構矛盾。就俄烏戰爭而言，俄羅斯總統普丁因懷念蘇聯政權，外加上戰役結束時間一拖再拖，形成一場戰爭延長賽。而以巴衝突亦可能會出現與俄烏戰爭相同情勢，但由於兩造事件其美國介入因素不同，此次美國因為是以色列盟友與以國強調殲滅哈瑪斯恐怖組織，致使美國無法置身於外。但美國若僅短，期介入無法改變以巴衝突，這是因為以巴衝突本就存有文明差異、長期結構矛盾與地緣緊張關係等複雜因素下，導致難以解決。
美國無法改變文明差異
以巴衝突反應國家間文明意識的相互牴觸，這是無法單靠美國可以解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長期存在著衝突事實，雙方在「共治領土」存有爭議外，同時，猶太裔與阿拉伯世界伊斯蘭文明存有本質上的差異，讓以色列在獨立建國過程亦遭受到周邊阿拉伯國家的抵制。事實上，宗教文明是可以引導國家思想，特別是當國家以宗教的教條視為重要道德原則時，民眾日常生活通常會與宗教緊密結合，更會讓民眾受到單一教條規範形成宗教國家，而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就是如此，因為宗教因素將會讓人民更堅信國家行為。此外，耶路撒冷雖是基督教、猶太教與伊斯蘭教的共有聖地，但不代表三種文明能更相互妥協，並獲取較多的共識，這致使美國強權介入也無法緩解衝突狀態。
美國無法改變結構矛盾
就歷史經驗來看，美國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制定戰後金融體系，包含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這對加速戰後各國經濟復甦功不可沒。除此之外，美國建立戰後金融體系與制度，亦有助鞏固各國戰後合作，可減緩彼此政治敵對。當1970年代全球化出現以後，全球資本快速流動，國家間的關係也不再局限於權力政治，其經濟實力亦可增強國家影響力。事實上，美國能成為全球經濟引領者，正是因為強盛經濟實力強化國際影響力。
然而，區域結構矛盾並不會因美國介入而產生質變。主因在於結構矛盾是一種長期國家互動過程漸進出現的阻礙，若只是短期介入是無法改變結構。同時因為世界局勢轉變，美國經濟實力不如以往，此時過度的介入亦無助轉變結構矛盾。過去雖有美國曾為首的北約組織在第一時間介入科索沃戰爭，降低區域緊張情勢之成功案例，但現階段美國是無法介入戰爭，也難擴大經援支持。主因在美國經歷新冠肺炎後，經濟復甦力趨緩，外加上過去經援烏克蘭，經濟實力已非往日可比。就美國的立場來看，與其介入，還不如希望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間能夠自行解決，甚至希望中東其他國家主動緩頰，降低區域緊張情勢。
地緣政治衝突情勢轉變國家間關係
近年全球因新冠肺炎影響力下降後，沒預料會出現俄烏戰爭。同時，各區域間因零星衝突不斷，致使過去較為重視地緣經濟轉變著重地緣政治。強勢政治力的介入雖有助於緩解區域緊張情勢，但若只是強化單邊或雙邊結構來壓制衝突，也較難抑制情勢惡化。
然而，國務卿布林肯迫切想推動人道停火，就是因為明年將是美國總統大選，拜登應會再次擔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而耗損美國經濟實力的支援方式，是不可能受到美國民眾的支持，同時，以巴衝突過程「非人道」戰爭模式，更會降低美國民眾對拜登的支持度。美國在政治緊張的地緣關係中，如何掌握轉變衝突並化解國際風險，這是以巴衝突中美國未來的首要任務。
以巴衝突雖考驗美國決心，但卻也考驗美國的全球聲譽。上述種種條件下，都會反應在未來美國的總統大選，這是美國對以巴衝突難以輕忽的關鍵因素。
(本文已刊出 112.11.09 ETtoday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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