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派分子(不依法律使用集體暴力之團體)介入政治，對台灣經濟效率、政治效能、社會安全，都造成了威脅與傷害。然而，幫派乃是民間自發形成的組織，有與社 會現實共生互補的優勢，有增強本身力量及資源的途徑，並且，某種程度，對於民間還有某些社會功能以及正當性。過去的經驗顯示，僅僅以武力打擊幫派，不但無法根除，反而造成了反效果：幫派倫理瓦解而更加暴力、幫派分子在獄中彼此熟識並擴大犯罪合作。要改善幫派之害，需要深入了解其產生原因，爬梳其進入政治的具體進程， 並依其原因及途徑，漸次化解阻擋，任何大張旗鼓宣誓承諾，實效都勢必有限。以下，將以「改善幫派操控政治」為目標，設計一系列措施與策略，分別著眼於減少人民對幫派的需求、減少幫派人員來源、減少幫派分子在政治上的相對吸引力及優勢，分述如下：
減少人民對幫派的需求：
1. 司法改革，使司法體系更符合民眾需求「主持公道」的需求：現 在的司法體系，常被認為對富裕階層有偏好、受律師操控、無效率而且大費周章。對於金錢有限、時間忙碌，沒有身分地位，沒有法律知識的人而言，若遇到糾紛， 自然會考慮用非體制管道解決。我國近年來頗有司法改革的呼聲，在維護人權方面也頗有成效；然而司法體系對於民眾而言仍然遙遠、麻煩，而昂貴。我國鄉鎮市雖有調解委員會，但目前執行成效仍未得到民眾廣泛肯定。目前調解委員會的功能如何改進強化，如何得到民眾信任，幫助民眾使用體制內管道，解決紛爭，裁決事端，是相關單位應該面對的課題。並且，民眾爭執之中，基層民代、警察、社工、村里長是否能夠參與，以期待其功能被納入，讓心理輔導專業、鄰里社區力量、公權力、加強調解委員會之職能，也可應由司法及社會專門機構深入研究，並評估可行方案。
2. 強化政府公務員及社會機構服務意識及能力：社會學者陳國霖在研究台灣黑金問題時，認為台灣政治系統缺乏服務社會的意識，人民團體和政府機構之間缺乏合適溝通機制。一般民眾的權益受到公務人員漠視時， 難以透過法制機構加以伸張；而基層政府，以及社會菁英，都無心整合政府及民間力量，解決地方問題，或謀求人民福祉(陳國霖，2004)。在這種情況下，一般民眾往往得尋求「有力人士」出面，運用其私人力量達成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幫派組織也因其社會功能以及其獲利能力而得以壯大，甚至得到尊敬(Annelise Anderson, 1995)。台灣的政治領袖，應思索如何利用基層公務體系、村里長，地方士紳，結合成具彈性效能的公共服務組織，結合社會及政治的資源，利用合法而正當的方式，增進人民福祉，處理人民問題。
減少幫派人員來源
欲減少幫派控制政治的力量，勢必需削減幫派本身的力量。減少幫派人員，勢必有助於限制非法幫派的成長和發展，而這個目標應由減少進入，加速脫離，以及減少再進入三個面相加以思考。
1. 透過基層教師、學校輔導體系、社會志願團體，避免青少年選擇進入不良幫派：
i. 學校發展專長教學及差異化教學，為青少年建立自尊：許多年輕人，進入幫派乃是因為求學過程中得不到尊嚴及認同，而欲進入幫派中獲取成就感(蔡德輝、楊士隆，民88)。某種程度而言，我國考試導向的教學內容，忽視學生主體的教育方式，把一群學生教進了大學，也把一些學生教進了幫派。學校應正視，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或是都應該讀高中及大學。只要努力於自我成長及貢獻能力，及早學習技術，進入職場，絕對與學術途徑一樣值得尊敬。學校教師，需要把這樣的觀念貫注於其教學，以及和學生的日常相處。
ii. 學校應強化其輔導體系，防杜校園暴力衝突：當學校中有暴力事件以及集團衝突時，許多年輕人勢必加入幫派尋求自保 (楊士隆，87)。由於學生往往視向學校尋求協助為「長不大」的表現，是以，應整合學生力量，從學生之中挑選「學生自治委員」，由學生幫助校方，及早了解學生間的衝突，甚至侵凌行為，以學生能接受的方式，加以調解和排除，以期避免暴力問題惡化，學生不須再加入幫派以尋求以暴制暴。
iii. 學校應與志願團體、政府社工單位合作，加強扶助經濟困境家庭青少年：許多青少年進入幫派，乃是因為幫派提供之經濟協助，對某些貧困家庭的青少年來說非常重要 (楊士隆，87)。學校應和政府單位、志願團體積極合作，強化助學貸款，助學金，工讀機會等合法合理獎助機制，幫助青少年在合理的經濟支持下完成學業。
2. 法務部及內政部宜建構合理的輔導機制，鼓勵及幫助成員脫離幫派：幫派分子常因身無長技，並且參與犯罪，又受組織威嚇，導致不敢脫離幫派而受其控制。法務部與內政部宜合作建立一套完善體系，保障欲脫離犯罪組織者之人身安全，藉由幫助偵察等條件減輕相關罪刑，並培養能力輔導就業，增加幫派分子的脫離比例。
3. 修改監獄運作方式，運用心理及社會學的研究，採用進步之矯治措施：心 理學及社會學的研究已明顯指出，僅僅將犯罪者加以囚禁，不但可能不利於改變其行為，可能還因為標籤化、與家人等支持體系脫離、入獄沾染惡習、認識更多犯罪傾向人士等因素，在出獄後回到幫派，甚至更加兇惡者，大有人在。以整體社會福祉考量，監獄不應只是消極地限制犯人之自由，更應該積極地轉化人格、培養謀生 能力…幫助當事人出獄之後，不再重操舊業，並為社會所接受。
減少幫派分子在政治上的相對吸引力及優勢
民選政治人物，肩負著屢踐、改善、監督政府職能之重任，原應為專業而困難的職業。然而，民眾未選專業政治人物，而願意把選票投給有幫派背景的人士，顯示政黨及政治人物亦未表現良好，未讓民眾肯定其服務的專業品質。政黨和政治人物也需圖謀改善，爭取民眾更多認同：
1. 地方首長及地方民意代表之薪資及權限應有資深制，以成為人才長期投入貢獻之方向：鄉鎮市公務部門至少有數十人，甚至數百；縣市層級政府更是可能有數千員工，以及上百億的預算。地方政府的組織規模，皆是中大企業的格局，而其管理者(首長應似總經理，民代應似董監事)也應挑選最有才能品德者擔任。然而，社會上能力較強者，通常少有意願投入基層地方政府任職，更少以此為職志。原因之一，乃是地方首長及民代的薪資不高，並不調升，而且並無績優晉升的機制。為吸引及鼓勵社會上一流人才進入基層政治界，應在薪資及權限方面建立資深制，對於歷次通過民意檢驗的基層政治人物，應肯定其長期了解地方問題，解決民眾困境，謀求人民福祉之貢獻，使其薪資每年增加2000-5000元，並且設計在政黨、區域間合作機制…之中，授予較大的權限及尊重。
2. 政黨應思考積極培育基層政治人才，讓政治人物有能力及意願服務選民：目前政黨對於基層政治人物，如鄉鎮市長及縣議員以下民代，往往並不關切人選的素質和能力，只關心「當選機率」。而許多受黨提名者，並沒有政治理念、公益思維、管理能力，但只因為在 地方有人脈有勢力而有當選可能，即被政黨提名角逐公職。也因此，基層政治人物的服務品質及效能一直讓人詬病[註1]。政黨若思徹底改善此情況，實需擬定具體計畫，培養基層政治人物，督促有服務熱忱的青年，深入了解地方事務，建立各方人脈，並協助參選，進以整體改善地方政治面貌。
3. 民意代表之選舉區塊，可研擬由地區區隔制，轉向專業區隔制：立法委員審議的法案幾乎全國適用，而預算也通常於用中央部會；台灣各地方地益之一致性，實大於各地的差異性。是以，立委以地方代表之身分進入議會，甚至組成專業委員會，意義甚是薄弱。縣市議員以降，此制度在理論層次的過時及欠缺更是嚴重。我國政治學者及政治領袖，實可思考依區域選舉代議士之傳統，是否應改成依專業選舉代議士，以助提升選民對議員專業表現的重視，並促進專業議員之產生。
4. 檢警應更多合作，反制議員包庇犯罪者之不當關說；媒體及學界也應負責監督議會對於預算、質詢等權力是否有不當使用：非法幫派領袖當選議員後，因有對警局局長質詢權，以及對警局預算審議權，常可對地方警界施壓，以圖包庇自己或組織的犯罪行為。在這種情事發生時，直屬於中央的司法機構--檢察體系，應積極調察違法部分予以起訴。民代沒有上級考核，沒有獎懲機制，甚至可對司法人員進行施壓，根據大法官第14及33號解釋，連監院都沒有對民意代表提出糾正、糾舉、彈劾之權力。公共媒體及學術界，實是可以向民眾批露民代不當行政、濫用權力的唯一力量。
結論
明顯地，本文許多建議頗有加強論述的空間。包括獄政及矯正體系之現代化、校園輔導和管理方法建立、改革專業區隔選制之做法及價值、政黨培育地方政治人才之措施、強化政府部門對人民的服務、司法體系如何貼近人民對正義的需求、民意代表的監督…再再是複雜艱鉅的工程。本文將上述各點扼要提及，未加以詳加規劃之處，實需各方專業 人士共同研究討論。整個社會各層面環環相扣，牽一髮動全身；學界、法界，及公務部門在上述各層面的改革計畫，也可同時探討將「基層政治效益」，列入其探討之內涵。關於「改善不法幫派操控政治」之探討，仍有經濟、司法途徑尚未加以討論，將在下一篇文章中提出相關建議。
註1：趙永茂即曾直言：「選舉前黑道民代大多是無黨籍人士，但當選後卻又大多被執政黨所吸收。這種平日不致力發掘及培植政治人才，只知提高地方議席位佔有率，以及為了官樣數據好看而犧牲政黨形象，任由地方政治生態加速融蝕的現象，頗值得檢討。」(趙永茂，1993)
參考文獻：
陳國霖，2004，黑金，台北：商周
趙永茂，1998，台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台北，翰蘆圖書
楊士隆，87，台灣地區少年殺人犯、暴力犯罪及非暴力犯罪危險因子之比較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蔡德輝、楊士隆，民88，幫派入侵校園之問題與對策，學生輔導第65期，教育部訓委會出版
王順民
吳威志
林騰鷂
黎家維
胡思聰
林祖嘉
張瑞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