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憲政體制在法理上雖屬「雙首長制」，但實際運作則「接近總統制」，故美國的條約含義及審查模式特別值得借鏡。
美國憲法學權威學者柯爾溫〈Corwin〉教授對美國締約方式曾指出兩點基本原則：一、美憲規定締約由總統及參議院共同行使，惟實際運作上，自華盛頓總統以來，締約之主動權操之於總統，參院只能對條約是否同意批准表示意見。二、早在一八一七年英美間關於大湖區限制海軍活動的協議換文( Notes for thelimitation of naval forces on the Great Lakes)，已樹立「行政協定」先例。
毫無疑問，美國政治慣例已確立，締結條約自開始談判至草案簽約，權在總統。總統獨佔條約談判權，亦為最高法院所支持。在一九三六年，United States V. Curtiss-Wright一案中，強調在外交事務方面，總統為唯一代言人。惟參院握有條約批准權，條約生效須經參議院三分之二同意，此一高門檻曾使若干有利於美國的條約胎死腹中，威爾遜總統苦心談成的凡爾賽條約便是顯例。參院之所以反對美國加入國際聯盟，就是對總統的獨佔談判權加以報復，亦可說是黨爭的結果，在野黨只要在參院掌握三分之一多一人不認同，即可否決條約。
總統為免條約被參院否決，除了採取非正式方式徵詢國會兩黨領袖人物的意見之外，常以「行政協定」替代條約，以規避參院之反對，在形式上「行政協定」有異於條約，它無須參院批准，但本質及效力上與條約無異。最高法院於Neilson V. Johnson一案中，即認為條約與協定之效力相等，皆為美國之最高法律。事實上，總統常因恐懼參院反對，而將原擬締結條約之事項改定「行政協定」，如夏威夷之合併案及一九四二年之四國宣言。
顯然在外交與締約方面，總統具有較國會優越的條件：秘密、敏捷、延續性及資訊靈通，這也是使總統主導的條約能使國會不得不接受的原因。從國會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絕大多數條約在參院無條件通過，被參院否決的條約草案為數不多。這是由於「兩黨外交」傳統，「黨爭止於海」，多數時候總統與國會能為國家利益考量的關係。
「兩岸協議」雖非與其他主權國家談判的結果，但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用語，是中華民國政府與其統指權所不及的大陸地區政府間簽訂的「行政協定」性質。在本質及效力上，「行政協定」與條約無異。
立法院在審查程序上，應按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條規定，「除法律案、預算案應經三讀會議決外，其餘均經二讀會議決之。」條約案或「兩岸協議」非法律案，因此即可按「二讀會議決之」，無須採三讀會程序。
按照二讀會程序，只需將「兩岸協議」送程序委員會，排入議程後，在院會朗讀標題，並決定是交付委員會審查或逕付二讀，即算完成第一讀會。二讀會時，就委員會提報的審查結果為對象，進行討論表決，結果應該不是否決，就是通過。
在委員會審查階段，宜仿效美國國會委員會之聽證會方式進行，至少應舉行公聽會，邀請產、官、學專家來說明ECFA的利弊得失，並透過電視轉播，讓大家了解ECFA的內容與真相，以免被扭曲的謊言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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