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財績效卓著
將部分外匯儲備或公營事業盈餘、海外資產等，交由政府專責機構來從事海外投資的國家，較知名的有科威特、汶萊、新加坡等，它們的政府投資專責機構均是在一九八○年代初期成立至今，且績效卓著。
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oration，GIC)於一九八一年成立，是一個受託管理政府資金的有限公司，產權雖為國有，但運作純以私人公司模式，主席是前總理李光耀。主要投資組合包括債券、股票、外匯、不動產等，各種國際投資工具都不放過，目前在世界幾十個國家都有投資，外匯的交易更有超過卅種貨幣，對台灣市場亦頗多活動。新加坡約七五○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全權交給GIC操作，且GIC在這次金融風暴中頗有斬獲。
一九五○年代發現石油而一夕致富的科威特，早期將大量油元交給設在英國倫敦的投資辦公室(KIO)操作，一九八二年成立政府投資專責機構(Kuwait Investment Agency, KIA)，投資觸角更伸向亞洲、美洲等地。KIA在國際證券、金融市場上表現突出，一九八○年代末期其投資收入甚至可達到石油出口盈餘的九成，成為科威特政府另一項重要財源。一九九○年伊拉克入侵後，科威特經濟元氣大傷，石油收入也銳減，戰後的重建工作及支付美國「沙漠風暴」軍事行動的代價，便由KIA扮演重要角色，尤其KIA所管理的「下世代基金」(Future Generation Funds)，以投資國際知名公司股票及主要國家貨幣為主，是科國重建的最大財源。而一九九○年代KIA的重要工作便轉向剌激國內經濟，推出許多國營事業民營化措施。
私人團體的理財活動也在蓬勃發展。學術龍頭如諾貝爾基金會、哈佛大學基金會，如非在理財上大有收獲，整個機構在經營上早出問題了。
近代國際資金市場之發展
一九九○年代全球資金市場的流動性及規模，更是呈倍數成長。更多的金融商品出現，共同基金(Mutual Fund)、避險基金(Hedge Fund)也開始形成，政府債券更是呈倍數成長。
這次助長資金市場成長的主力，不再是油元，也不是日圓，而是日積月累的民間儲蓄，這些資產在更多元的投資工具、更靈活的財務操作、更專業的投資判斷及更高的槓桿操作下，家庭金融資產至二千年也將達二十六兆左右，約為全球流動性資產的三分之一。
台灣金融實力及其提昇
目前台灣的銀行界總存款十九兆(新台幣，約美元六千餘億元)，總放款十六兆。中央銀行外匯存底約一千一百億美元，民間國外資產淨額約八百億美元。這與目前全球金融商品約六千種，每天交易額一兆美元、私人理財部門規模十二兆美元來說，固然是比例極低，但如不急起直追，則此消彼長，技術及資本差距愈來愈大，現有力量只會更為萎縮。因此國內金融政策及執行應大幅調整。
台灣公共基金的管理尚未算上了軌道，小如各種財團法人，大如「四大基金」（退撫、勞退、勞保、郵儲）及國家金融安定（國安）基金，數額五兆，但管理鬆散，又未能國際化，是整體金融環境中的較弱環節，甚至如千億美元外匯存底的管理亦尚可強化。國內各財團法人依法設立，但各主管機關對於基金限制嚴格，多數只允存儲於公營銀行，極少數特准投資國內股市，理財能力因而無從培養。國內退休信託基金如退輔、勞退及勞保，三者數額已逾兆元，累積迅速，但其投資組合半數以上為銀行定期存款，國際投資受限於法令而掛零。今年這三大基金受命投入股市護盤，所受損失已達四百億元之譜，報酬率恐將更為折損，這是集中於國內一籃雞蛋而未能在國際市場上分散風險之故。國安基金為惟一獨立立法的基金，原意為在國家金融安定受到國際威脅時安定經濟之用，如今用為經常護盤，手上持股如在國內釋出，勢必影響股市，在國際操作，又得藉助外人，支持成本，實有必要翻修其法制，並藉國際化提升其效能。
國家理財機制之設立
筆者倡議建立國家理財機制，以台灣發展基金為名，結合錢財、人才，使之成為國內立法、國際註冊的獨立法人機構。以公共退休信託基金、國安基金，加上部份外匯存底，即可有兩兆元的基金，資產規模已可位居瑞士金融集團第八名，雖與其旗艦機構UBS之一兆美元資產、五萬員工、年盈餘六十億美元、僅私人理財部門即管理三百萬人之九千億美元存款比較，仍屬小巫，但已是極佳起步。如能善用人才妥為管理操作，以國際行情而言，一五%報酬率已是保守穩健的操作，至於平均三○%－六○%高獲利(Large-Gap Growth)的操作組合亦所在多有(Gronpama十年平均三一%，五年平均四四%)。以最保守的一○%報酬率而言，扣除各基金目前之報酬率(作為成本)後，所餘以複利計算，八年即可另得一兆元，分配於退休人員，使退休人員領不到退休金的疑慮降低；復分配於國安基金，就可於國民信心動搖、金融失序之緊急狀況而外援如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及外國政府等的協助又未能即時到來時，擁有足夠且在安全地點的財力；再分配為外匯孳息，則可直接挹注國庫。其他如基金資風險分散、擴張台灣金融影響力、培養人才、改善財政、充實國力等，均為受益之處。再不做，絕對時不我與。
（本評論代表作者個人之意見，90.2.6工商時報學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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