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明瑞
中國一帶一路規劃中的一帶，是指中國大陸欲恢復過去中國歷史上與中亞與西亞國家進行絲綢貿易的路線，重建並進一步擴大至歐洲的阿姆斯特丹；一路是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從泉州出發，經廣州、海口、馬來西亞吉隆坡、印度加爾各答後，橫越印度洋到達東非奈洛比，再通過地中海後到達希臘雅典、義大利威尼斯，最後到達荷蘭鹿特丹。一帶一路共計通過64個國家，人口總數44億、經濟規模21兆美元，約佔全球經濟比重之三成，總投資規模超過50兆新臺幣。一帶一路戰略採積極與沿線國家進行合作模式，相關投資計畫著重於基礎建設之投入，包括與沿線國家合作進行港口、鐵路、油氣管、交通物流、基礎電力系統等建設之推展，同時促進沿線國家與中國大陸之旅遊、商業貿易、金融發展與農產品貿易等互動與交流。臺灣的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是秉持「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理念，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期望與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整體而言，新南向政策應與一帶一路應是維持相輔相成的關係，而不是相互競爭的關係，唯「中國因素」仍是新南向政策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
關鍵詞 一帶一路 新南向 ODA 六大經濟走廊
壹、前言
2013年9月，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與發展計劃，2014年，「一帶一路」的政策主張開始醖釀，目標是要超英趕美，稱霸全球；2015年2月，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正式成立，並將「一帶一路」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中，同時，國務院並授權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等三部委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白皮書，而讓「一帶一路」的理念及其經營模式逐漸成型。2018年，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主張及推動方式持續進行，並逐步展開其擴大勢力版圖的政策性做法。
另方面，2016年，台灣政黨三次輪替，執政黨基於政黨政策考量因素，繼「南向政策」失敗後而提出「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主張，主要是為因應東協國家的崛起 ，以及臺灣眾多來自東南亞國家及其具有文化背景的第二代母語，學歷等政策的改善，因而擴大與東南亞、印度、澳洲各國聯繫，而推動單位為「總統府新南向政策辦公室」與資訊公開網站「新南向政策專網」，積極創立各種教育制度和語言教育政策，吸引東南亞學生來臺就學，以創造未來雙邊的人脈建立與人才流動。
在國際經濟中，台灣的「新南向」政策與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政策是具有關聯性的，蓋因二者所提出的政策主張，以及所必須面對或對接的國家多所重疊，唯臺灣與中國之間的經濟實力落差愈來愈大，面對政治與經濟上的困境也愈來愈多，因此，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與台灣的新南向政策之間的操作模式應如何規劃、推動、調整，才能避免衝突，讓雙方人民互蒙其利，同時達到雙贏的局面，是國人所必須瞭解並考量的問題。
貳、中國的「一帶一路」
中國大陸所規劃的一帶一路(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的簡稱，是一項由中國大陸所主導的跨國經濟帶。該經濟帶範圍涵蓋中國歷史上、陸地上，以及海上的絲綢之路，其含括的範圍包括中國、中亞、北亞、西亞、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和地區。
一、背景因素
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國家戰略計畫，並與沿線各國進行基礎建設之合作，但必須面對沿線許多國的基礎建設經費不足，以及融資缺口龐大的問題，故必須考量資金來源及融資模式，因此，促使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戰略，以及籌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的策略十分重要，而在其對國內、外地緣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深思熟慮下，進一步提出一帶一路的政經戰略，其背景因素可分為以下數點來說明。
(一).國內因素考量
一般而言，中國大陸對於一帶一路的規劃源於國內因素的考量，簡述如下：
1. 經濟成長下滑
2014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動能已呈現開始下滑的走勢，該年度經濟成長率僅7.4％，創下24年來的新低，2015年成長率更降低至6.9％，2016年再降至6.5％，2017年調升為6.9%。亦即2014年以後，中國大陸經濟每年2位數字之增長已不復見，而逐漸形成所謂的經濟「新常態」現象，也意謂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已出現改變，必須有較重大的國家政策加以因應調整。
2. 解決生產過剩問題
在經濟呈現「新常態」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經濟需求趨緩，使得許多產業面臨生產過剩的問題，以中國大陸政府保護下持續生產的國營企業為例，有超過3成以上的鋼鐵生產過剩，而為消費過剩的鋼鐵，或解決其所謂的「殭屍企業」不當生產所衍生的產銷無法合一問題，中國大陸乃積極推動與一帶一路政策，積極與沿線國家合作，並推動基礎建設，其目的之一即是希望藉由基礎建設消耗中國大陸生產過剩的問題，藉以緩和中國大陸內部市場與企業之經營壓力。
3.擴大經貿活動
一帶一路計畫以廣大的西亞、中亞、南亞，以及非洲地區為主，並與許多歐洲國家建立更廣泛經貿關係，亦即透過一帶一路計畫，將其政經影響力延伸至帶路沿線國家，除可解決中國經濟成長趨緩外，進一步亦可將過剩產品輸出至沿線帶路國家，可有效地減緩中國大陸經濟發展之壓力。
4.促進產業升級與轉型
在一帶一路的基礎建設之推動過程中，可將現有之高汙染產業移往成本較低的部分沿線帶路國家，藉以推動中國大陸內部產業升級與轉型，並對當前東亞生產鏈與全球價值鏈產生重大影響。
(二).國外因素考量
中國大陸對於一帶一路的規劃源於國外的因素很多，簡述如下：
1.解決資金不足問題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的估計，2010至2020年間，亞洲國家對於基礎建設之投資需求金額達8兆美金，但ADB的總資本額僅800億美金，無法滿足亞洲國家未來基礎建設之需求。另一方面，雖然世界銀行(World Bank)有2230億美金的規模，但每年能提供給亞洲國家的金額大約僅有500億美金，依然不足以滿足廣大亞洲國家未來推動基礎建設之資金需求，而一帶一路政策的推動，首先必須考量如何解決基礎建設的融資問題，而這也是影響一帶一路政策能否順利推動的重要因素。
2.以創造需求達地緣政治之目的
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主要因其瞭解並掌握了東南亞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市場需求與人民需要，而從基礎建設的協助與合作中，可以提高東南亞國家與中國大陸合作之可能性，也進一步實現其地緣政治的目的。
3.政經目的與風險考量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計畫面臨著許多風險，主要因整體一帶一路計畫推動之基礎建設經費需求估計約9000億美金，其中，多數資金很可能來自中國政策性銀行和大型商業銀行。一方面，這些基礎建設計畫沿線經過之許多帶路國家，皆面臨著恐怖主義威脅與內部政治環境動盪的問題，亦對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畫之推行，以及未來之管考維護產生嚴重之風險與衝擊。另外，由於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畫的經費多來自中國大陸政策性融資提供資金，因此，對於這些計畫是否真的符合需求，或者僅是為了配合中國大陸的地緣政治，或區域與國際戰略的目的，可能存有疑慮。因此，大量的基礎建設貸款應會對中國大陸的銀行，甚至是未來金融市場的穩定產生衝擊，而這也是中國所需重視並考量的風險。
4.增加國際金融影響力
在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曾積極爭取擴大其於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力，唯成效不彰，為提高其在國際金融的影響力，並解決推動一帶一路所衍生的金融問題，乃積極推動亞投行之籌設，藉以提升中國大陸在國際政經的影響力，再進一步創立以其為首之區域金融制度。
(三).政經目標之實現
中國大陸對於一帶一路的規劃有其政治與經濟上的目的，簡述如下：
1.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金融制度
中國大陸欲透過一帶一路的政策推動，避免與美國在西太平洋之戰略衝突，雖然川普總統已淡化泛太平洋戰略夥伴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運作，但中國大陸仍選擇不與美國在西太平洋上進行戰略衝突，而反向朝中亞、東亞、南亞乃至於歐洲發展其戰略，這也是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規劃時，特別排除美國與美國友好的東北亞國家的主要考量，目的即希望建立一個「以中國為中心」(China Center)的區域金融制度。
2.實現國家政策目標
為了讓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性目標能夠具體實現，中國對參與國家是採用「互助合作，共蒙其利」的模式，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下，實現沿線區域基礎設施具有安全、效能，以及完善的訴求，同時提升投資貿易的便利化，建立自由貿易區域網，落實沿線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的合作與聯繫更為密切，並使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目標逐漸形成。(參閱圖1與圖2)
二.整體規劃
大體而言，中國的「一帶一路」的整體性規劃內容龐大而複雜，簡述如下述。
(一).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簡稱，主要是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內容，與沿線各國達成區域經濟合作的策略。該計劃是沿著陸上絲綢之路，發展中國和這些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加強沿路的基礎建設，也藉以消化中國過剩的產能與勞動力，保障中國的能源與糧食供給，並帶動西部地區的開發。因此，若從規劃的重點來觀察，「一帶」是從中國出發，再分成兩個走向，一是經中亞、俄羅斯到達歐洲；二是經中亞、西亞到達波斯灣和地中海沿岸各國，並以歐洲為終點。亦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從中國西安出發，沿途經過蘭州、烏魯木齊、哈薩克阿拉木圖、吉爾吉斯比斯凱克、烏茲別克薩馬爾罕、伊朗德黑蘭、土耳其伊斯坦堡、俄羅斯莫斯科，再經德國杜伊斯堡，最後到達荷蘭鹿特丹。
整體而言，「一帶」連接亞太地區與歐洲，中間經過的中亞地區，如上海合作組織中的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國家，都在絲綢之路上，其他另有5個觀察員國及3個對話夥伴，其區位也都在絲綢之路沿線。另外，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域包括西北地區的新疆、清海、甘肅、陜西、寧夏，以及西南地區的重慶、四川、廣西、雲南等。
(二). 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一路」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主要是沿著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中國和東南亞、南亞、中東、北非，以及歐洲各國的經濟合作。因此，海上絲綢之路主要包括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及山東6個沿海省份。若從規劃的重點來觀察，「一路」是從中國出發，再分成兩個走向，一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亦即橫越印度洋到達東非奈洛比，再通過地中海後到達希臘雅典、義大利威尼斯，最後到達荷蘭鹿特丹。
(三).資金配置
一般而言，「一帶一路」的含蓋範圍橫跨歐亞，面積廣大，且在沿線共同合作的國家中，其基礎建設與資源開發所須的人力與物力龐大，非有足夠的資金配合無法竟其功，因此，政府基金、絲路基金、亞投行等，都是為了達成「一帶一路」的成功所需配合的單位或內容。
1.絲路基金
2014年11月，中國正式設立絲路基金(Silk Road Fund)，是指為了重新啓動絲綢之路而設立的一項基金，其主要目的是發展亞歐陸上經濟的專項財源。2014年，絲路基金成立時，中國出資400億美元，2017年，又增資1000億人民幣，並以推動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為主。亦即絲路基金是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經濟開發、產業合作等項目提供融資為主要目標。
另外，絲路基金以亞洲國家的發展為重點，再以經濟走廊、交通基礎設施、人文交流等為建設融資平臺的主軸，共同發展政經利益的共同體。
2. 亞投行
2013年10月，中國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簡稱亞投行，以促進亞洲地區互聯互通和經濟建設的一體化，並提供本地區開發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2014年10月24日，中國、印度、新加坡等21國在北京正式簽署《籌建亞投行備忘錄》，正式啟動亞投行之籌設程序。2015年3月，英國率先加入亞投行的意向創始成員國，爾後，瑞士、法國、義大利、德國等已開發國家也跟進，韓國、俄羅斯等國家和巴西也相繼加入，共有57個國家成為創始成員國。另外，AIIB總部將設在北京，法定資本額為1000億美金，若能成為亞投行創始會員國，其將享有參與該組織各項制度訂定之過程，包括擁有同意未來其它國家是否得以加入的權利、投票權依個別國家出資比例分配、銀行董事席位上取得永久執行董事等，而2015年3月31日為亞投行首波創始會員國之招募截止日。
2016年1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開業儀式在北京舉行，而在亞投行理事會中，首屆理事會主席為中國的財政部長，亦即中國在亞投行的計畫推動與執行過程中，中國已具有主導的地位。
(四).規劃內容
大體而言，中國「一帶一路」的規劃有其政治與經濟戰略上的考量，是一項重大的政經戰略規劃，而其規劃內容則是與世界接軌為主要訴求，包括歐洲、印度洋、東南亞、中亞、西亞、南亞等一帶國家的聯結，並以「六大經濟走廊」做為串聯及溝通的橋樑，簡述如下。
1.中國與歐洲國家對接
有關中國大陸「一帶一路」規劃中與歐洲國家對接的部分，可分為下列幾個部分來說明。
(1).中歐班列
中歐班列(CHINA RAILWAY Express)簡稱CR express，是指按照固定車次、線路、班期，以及全程運行時刻，火車定時定點往來於中國與歐洲，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集裝箱之國際鐵路聯運班列。
為加強與歐洲國家的商業貿易聯絡，中國的中國鐵路總公司與中亞和歐洲各國鐵路系統協作，開行從中國蘇州、義烏、深圳、鄭州、成都等地，目的地為倫敦、漢堡等地的國際聯運列車。2017年5月，中歐班列累計開行已突破4000列，中國國內開行城市28個，到達歐洲11個國家29座城市。由於中歐班列的運行時間比海運約節省四分之三，價格約為航空的五分之一，對交貨時限有要求的大宗電商產品、輕工及高科技電子產品，以及需要冷藏的葡萄酒等食品的運輸等，有極大的幫助，從而提升了中歐斑列的重要性，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勢力擴張亦有其重大意義。
(2).中蒙俄經濟走廊
中蒙俄經濟走廊是貫通中國、蒙古、俄羅斯等三國的經濟走道，也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一部分。中蒙俄經濟走廊有兩個通道，一是從華北通道，京津冀到呼和浩特，再到蒙古和俄羅斯；二是東北通道，沿著老中東鐵路從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到滿洲里和俄羅斯赤塔。
在地緣經濟上是毗鄰國，是中、蒙、俄三國經濟、利益、責任、安全等的共同體，也是相依相鄰地緣優勢的産物，同時也是建設一帶一路的指標性計劃。此一經濟走廊的開發，對於中蒙俄的未來政經合作與發展具有極大的助益。
(3).雙西公路
雙西公路是指為開發中國西部與西歐而規劃的公路。2006年11月，雙西公路由中國、哈薩克兩國共同提出，俄羅斯隨後加入，它是中國西部與西歐的交通走廊，對於兩地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2008年，中哈兩國共同開始建設雙西公路，東起江蘇連雲港，西至俄羅斯聖彼德堡，途經河南鄭州、甘肅蘭州、新疆烏魯木齊，經霍爾果斯口岸進入哈薩克，從哈薩克北部邊境出境進入俄羅斯，經奧倫堡、喀山、莫斯科抵達聖彼德堡，與歐洲公路網相連。而根據規劃，雙西公路主要利用各國現有公路網，在不達標路段進行必要改造，以達到高速公路要求，全長8445公里，其中，俄羅斯境內段長2233公里(26.44%)，中國境內段長3425公里(40.56%)，哈薩克境內段長2787公里(33.00%)，以中國的占比為最大。
雙西公路的興建主要是為了保障中國-哈薩克、中國-中亞、中國-哈薩克-俄羅斯-西歐三條走向的公路運輸。這條國際大通道可把中國西部到西歐的廣闊地域連為一體，並可大量地降低運輸成本。
(4).巴爾幹絲綢之路
巴爾幹絲綢之路又稱為「新絲綢之路」，是指穿越巴爾幹半島，經由希臘比雷埃夫斯港(port of Piraeus)，並直通德國的道路，為「一帶一路」規劃的一部分。
為便於巴爾幹絲綢之路的開通與使用，中國率先在東南歐地區開展了港口、公路、鐵路、發電站等基礎設施建設，亦通過中資商業銀行向有關項目發放貸款。同時，中國將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作為中心，承接從「一帶一路」沿線發出的海陸聯運貨物，以此構建「巴爾幹絲綢之路」，打造一條便於中國商品進入西歐市場的交通走廊。另外，中國也計劃在捷克、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東歐國家投資能源項目，以提高其在東歐地區能源領域的影響力。
2.中國與印度洋國家對接
大體而言，中國與印度洋國家的關係與中國正在發展的「珍珠鏈戰略」有重大關聯，相關內容簡述如下。
(1)中國珍珠鍵戰略
珍珠鍊(String of Pearls)戰略是指美國對中國為保護石油運送路航路安全的地緣戰略所賦予的名稱。中國油田所能供應的石油量不足其消費量的10%，其他90%都要靠來自中東油產國的供應。為了保持其國力的增長，中國大陸必須以軍事力量來保護其運油航路的安全。這條航路的起點是從巴基斯坦的海軍基地 瓜達爾港(Gwadar)為起點，隨著印度次大陸的海岸線，往南繞過史里蘭卡島南端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再沿海岸線北上到孟加拉的安順港(Hutan)，構成了第一串「珍珠鍊」，而瓜達爾港、漢班托塔港、安順港則是這一串珍珠鍊上的三顆珍珠。
第二串珍珠鍊從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沿中南半島海岸往南到緬甸的實兌港(Sittwe)，然後穿過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間的麻六甲海峽，往北經過越南外海位於南中國海的屬於中國的永興島(Woody Island)，此島為西沙群島面積最大的島嶼，再往北回到中國的海南島。這一串珍珠鍊上的吉大港、實兌港、永興島等三顆珍珠就是前述三個分屬與緬甸與中國的據點。
整體而言，中國的珍珠鍊戰略一旦成型，則各國在印度洋勢力必然重整，並導致利益衝突。
(2).蒙內鐵路
蒙內鐵路是蒙巴薩－奈洛比標準軌鐵路(Mombasa–Nairobi Standard Gauge Railway，SGR)的簡稱，是肯亞境內的一條幹線鐵路，也是中國出資援助的一條東非鐵路，目的在連接東非六國。蒙內鐵路全線路長472公里，設計年運力2500萬噸，並以連接東非六國為主要目標。這一系列鐵路採用「中國標準、中國技術、中國裝備、中國管理」建設，是首條完全採用中國標準的海外鐵路。全線分為9個標段，20多個建築營地。2018年1月，開始作商業運營，也是中國實施「一帶一路」合作計劃的一部分。
3.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對接
有關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對接的部分大抵可分為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以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幾個部分來加以說明。
(1).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
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是中國西南通往印度洋的重要通道，由於中國與中南半島國家的貿易格局並不均衡，且各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進展不一，「一帶一路」政策實施後，沿線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加速推進，基礎設施不斷改善，印尼雅萬高鐵、中老鐵路、中泰鐵路、馬來西亞南部鐵路、匈塞鐵路、瓜達爾港等重大項目都在與時推進。因此，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主要是承擔國際投資和貿易等職能，且長期間，中南半島國家貿易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程度明顯高於中國對其依賴程度。
(2). 孟中印緬經濟走廊
2013年5月，孟加拉、中國、印度、緬甸等四國共同協議設立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目的在加強四國間友好合作關係，建立東亞與南亞兩大區域互聯互通有重要意義。由於中國西南、印度東部、緬甸、孟加拉的經濟發展相對不發達，若四國政府彼此合作，中印緬孟經濟走廊輻射作用將帶動南亞、東南亞、東亞三大經濟板塊聯合發展。
(3)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是由東南亞國家協會十國(東協十國)發起，由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工亞、紐西蘭與東協有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六國共同參加，共計16個國家所構成的高級自由貿易協定。此協議也向其他外部經濟體開放，如中亞國家、南亞及大洋洲其他國家等，其中，中國占有主導性的地位。
4.中國與中亞和西亞國家的對接
一般而言，中國與中亞和西亞國家的對接窗口是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其範圍包括東起中國，經中亞向西到阿拉伯半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的建設可使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經濟合作更為密切。
在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經貿合作發展過程中，包括各方面的基礎建設，如在工程承包領域，中國企業在阿拉伯國家工程承包已從房建、路橋擴展到輸油管線、通訊、鐵路、港口、建材等眾多領域；在金融領域，中國銀行等多家中方金融機構已在阿拉伯國家設立分行或代表處，同時，阿聯酋、摩洛哥等國的銀行也在華開設了分支機搆。由於海灣國家有雄厚的資本，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加強產業合作有較佳的條件。
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在經濟走廊建設中實施了一系列大型合作項目，能源、基礎設施、金融、農業等領域合作全面推進，此外，繼中國—埃及蘇伊士經貿合作區之後，中資企業與沙特、阿曼、阿聯酋等國分別合作建設特色產業園區，在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已真正成為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夥伴，未來亦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5.中國與南亞國家對接
從地理區位觀察，中國與南亞國家對接的窗口是中巴經濟走廊，後續發展則為瓜達爾-新疆公路走廊。
(1).中巴經濟走廊
中巴經濟走廊(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是中國-巴基斯坦經濟走廊的簡稱，是指中國與巴基斯坦合作開發的一系列大型工程計劃，由於巴基斯坦位於南亞西北部，南瀕阿拉伯海，毗鄰國家有中國、印度、阿富汗和伊朗，中巴走廊長達3000公里，為一帶一路的指標性項目。因此，中巴經濟走廊的開拓對於中國日後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2014年年2月，中巴雙方簽署《中巴經濟走廊能源項目合作的協議》，2015年4月，中巴簽署了總共51個項目的合作協議和備忘錄。2017年4月，巴基斯坦計劃在中巴經濟走廊項下建設九個工業園，利用巴基斯坦的資源和勞動力優勢，吸引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並培育巴基斯坦的產業集群，同時可對接「一帶一路」建設。
(2)瓜達爾-新疆公路走廊
中巴經濟走廊（CPEC）是連結亞歐非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瓜達爾-新疆公路走廊建設則是中巴兩國以直接輸送內陸地區的商品，增加貿易量，創造中巴雙贏的重要契機，預估2018年到2020年，大約有4%的全球貿易將經過這條走廊，而巴基斯坦每年可獲得約60-80億美元的通行費和租金費用，對巴國的經濟發展頗多助益。
6.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整體而言，中國為了宣揚並推動一帶一路的政策與實務，2017年5月，中國大陸於北京舉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以「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為討論主軸，計有130多個國家，以及70多個國際組織代表出席。另外，聯合國秘書長、世界銀行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等國際組織的領導人亦參與會議，同時通過一份聯合公報，為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政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五).六大經濟走廊
大體而言，六大經濟走廊(Six economic corridors)是指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所規劃的一個經濟帶，包含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等六大經濟走廊，其主要作用是促進各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可視為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接的主要橋樑。
2015年3月，中國政府公佈《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根據一帶一路走向，陸上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臺，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海上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與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關聯緊密，進一步推動合作與共同發展，並擴大中國的政經版圖。
中國是亞歐的一員，中國的發展與亞歐的整體發展密不可分。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計畫已成為兼顧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訴求，並積極規劃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六大經濟走廊建設。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將為亞歐互聯互通產業合作，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在區位上，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相輔相成，亞歐互聯互通產業合作頗具發展潛力。且六大走廊均已融入中國與歐洲、印度洋、東南亞、中亞、西亞、南亞等一帶國家的聯結中。 其中，與歐洲國家對接的有中蒙俄經濟走廊、新亞歐大陸橋等，而與中亞與西亞對接的有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另外，與東南亞對接的有中巴經濟走廊與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而與南亞對接的則有中國-中南半島走廊等。有關一帶一路政策規劃下的六大經濟走廊內容簡述如下。
1.中蒙俄經濟走廊
在中國與歐洲國家的對接中，主要有中蒙俄經濟走廊與新亞歐大陸橋，其中，中蒙俄經濟走廊可分為兩條線路，一是從華北京津冀到呼和浩特，再到蒙古和俄羅斯；二是東北地區從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到滿洲里和俄羅斯的赤塔。這兩條走廊互動互補，形成一個新的開放開發經濟帶，統稱為中蒙俄經濟走廊。
中蒙俄經濟走廊主要是把絲綢之路經濟帶同俄羅斯跨歐亞大鐵路、蒙古國草原之路等三大區塊進行對接；加強三國之間的鐵路、公路等互聯互通建設，推進通關和運輸便利化，促進過境運輸合作，同時進一步考量三方跨境輸電網建設的可行性，開展旅遊、環保、減災救災等領域的合作 。
2.新亞歐大陸橋
新亞歐大陸橋是指從江蘇省連雲港市到荷蘭鹿特丹港的國際化鐵路交通幹線，中國內則是由隴海鐵路和蘭新鐵路組成。大陸橋途經江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青海、新疆7個省區，到中哈邊界的阿拉山口出國境。出國境後可經3條線路抵達荷蘭的鹿特丹港(Port of Rotterdam)。中線與俄羅斯鐵路友誼站接軌，進入俄羅斯鐵路網，途經斯摩棱斯克(位於俄羅斯西部聶伯河畔，距離莫斯科360公里，是斯摩倫斯克州的首府)、布列斯特(白俄羅斯鄰近波蘭邊境的一座城市，是布列斯特州的首府，布列斯特中央車站是柏林-莫斯科鐵路中途站暨寬准軌換輪站)、華沙、柏林達荷蘭的鹿特丹港，全長10900公里，輻射世界30多個國家和地區。
3.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
在中國與中亞及西亞的對接中，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為主要橋樑，其是指從新疆出發，抵達波斯灣、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半島，主要涉及中亞五國（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國。
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建設的主要目標是產業的合作與發展，經濟走廊具備良好的合作基礎，包括廣闊的市場空間和互補性較強的産業體系，特別是阿拉伯國家人力和原材料等發展頗具潛力，且消費市場廣大。在經濟走廊建設中實施了一系列大型合作項目，如能源、基礎設施、金融、農業等領域合作全面推進，此外，中阿在環保、技術轉移和跨境電子商務等領域不斷涌現新的合作潛力。因此，在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的營運中，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已真正成為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夥伴。
4.中巴經濟走廊
在中國與南亞國家的對接中，主要是以中巴經濟走廊為主，其是指起點在新疆喀什，終點在巴基斯坦瓜達爾港(Gwadar Port)，全長3000公里，貫通南北絲路關鍵樞紐，北接「絲路經濟帶」，南連「21世紀海絲之路」，是一條包括公路、鐵路、油氣和光纜通道在內的貿易走廊。2015年4月，中巴制定修建新疆喀什市到巴方西南港口瓜達爾港的公路、鐵路、油氣管道及光纜覆蓋通道的規劃。其間，中巴簽訂51項合作協定和備忘錄，大多與中巴經濟走廊有關。
5.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
在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對接中，主要有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其中，中國-中南半島經濟走廊是指東起珠三角經濟區，沿南廣高速公路(指四川省南充市至廣安市的高速公路)、南廣高鐵(指南寧至廣州鐵路，是連接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與廣東省廣州市的高速鐵路)，經南寧、憑祥、河內至新加坡，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據點，以鐵路、公路為載體和紐帶，以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為基礎，加快形成優勢互補、區域分工、聯動開發、共同發展的區域經濟體，開拓新的戰略通道和戰略空間。
6.孟中印緬經濟走廊
孟中印緬經濟走廊(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 Economic Corrido)是孟加拉、中國、印度、緬甸四國共同開發的區域，其輻射作用將帶動南亞、東南亞、東亞三大經濟板塊聯合發展。由於中國西南、印度東部、緬甸、孟加拉等地的經濟相對不發達，通過四國共同合作的延伸，可以帶動亞洲經濟最重要三塊區域的聯動發展。2013年12月，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的各方已簽署會議紀要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聯合研究計畫，正式建立了四國政府推進孟中印緬合作的機制。
(六).覆蓋國家和地區
大體而言，一帶一路的起點為中國大陸，沿線所經過的國家橫跨歐洲、亞洲，以及非洲，簡述如下述。
1.亞洲(27國，2行政區，1參與高峰會)
亞洲含括的國家與地區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菲律賓、越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印尼、緬甸、孟加拉、尼泊爾、巴基斯坦、北韓(參與高峰會)、斯里蘭卡、馬爾地夫、蒙古、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伊朗、科威特、巴林、阿聯、阿曼、沙烏地阿拉伯、卡達、以色列等27個國家。 2.非洲(5國)
非洲含括的國家包括肯亞、吉布地、蘇丹、埃及、衣索比亞等5國。 3.歐洲(19國)
歐洲含括的國家與地區包括俄羅斯、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賽普勒斯、土耳其、希臘、義大利、白俄羅斯、瑞士、奧地利、匈牙利、西班牙、塞爾維亞、羅馬尼亞、波蘭、摩爾多瓦、德國、突尼西亞等19個國家。 (七).預期成效
2010年，隨著中國大陸政經綜合實力的增加，中國大陸之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已正式超越日本，並使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隨著中國大陸政經實力的崛起，其對外關係與外交政策亦逐漸地從過去的宣示說明轉變成具體實踐。2013年，中國所擘劃的「一帶一路」(One Belt, One Road)戰略，顯現出中國大陸在全球地緣政治與經濟之戰略布局愈來愈積極，成效也愈來愈明顯。
一帶一路共計通過64個國家，人口總數高達44億、經濟規模達21兆美元，約佔全球經濟比重之三成，總投資規模超過50兆新臺幣。一帶一路戰略採積極與沿線國家進行合作模式，並將相關投資計畫著重於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之投入，包括與沿線國家合作進行港口、鐵路、油氣管、交通物流、基礎電力系統等建設之推展，促進沿線國家與中國大陸之旅遊、商業貿易、金融發展與農產品貿易等互動與交流。
參、臺灣之「新南向」政策
有關新南向政策的內容，可分為下列幾個部分來說明。
一.背景因素
一般而言，新南向政策源於政治因素考量，以及南向政策的再修正。1990年代，政府推動台商海外投資往東南亞國家轉移政策，目的在利用經濟力量擴張政治影響力，同時降低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的需求，稱之為南向政策( Southern Policy)。1994年3月，政府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合作綱領》，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汶萊等七個國家，在經濟交流上頗具成效，爾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經濟力漸強，東南亞各主要國家亦紛紛轉向；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南向政策效果大為下降。
2010年，隨著中國大陸工資及經營成本上漲，台商又逐漸增加對東協國家的投資，南向政策再度受到重視。2016年，台灣政黨三度輪替以後，執政黨基於政治因素，以及為分散台灣對中國外貿依存度的考量，提出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的主張，主要是為因應東協國家逐漸崛起，以及臺灣眾多來自東南亞及其具有文化背景的第二代母語，學歷等政策改善因素，積極擴大與東南亞之各國聯繫，並創立各種教育制度和語言教育政策，吸引東南亞學生來臺就學，以創造未來雙邊人脈建立與人才流動。
二.總體規劃內容
2016年8月16日，行政院依據對外經貿戰略會談通過之「新南向政策」政策綱領，正式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秉持「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理念，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期望與東協、南亞，以及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1.經貿合作
為改變過去以東協及南亞為出口代工基地的型態，擴大與夥伴國產業供應鏈整合、內需市場連結及基建工程合作，建立新經貿夥伴關係。
2.人才交流
新南向政策強調以「人」為核心，深化雙邊青年學者、學生、產業人力的交流與培育，促進與夥伴國人才資源的互補與共享。
3.資源共享
政策實行以運用文化、觀光、醫療、科技、農業、中小企業等軟實力，爭取雙邊及多邊合作機會，提升夥伴國生活品質，並拓展我國經貿發展縱深，俾便提高綜效。
4.區域鏈結
擴大與夥伴國的多邊與雙邊制度化合作，加強協商及對話，並改變過去單打獨鬥模式，善用民間團體、僑民網絡及第三國力量，共同促進區域的安定與繁榮。
三.對象國家
一般而言，新南向政策對象國家包括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越南、緬甸、柬埔寨、寮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斯畢蘭卡、不丹、澳大利亞、紐西蘭等18個國家。
四.目標設定
一般而言，政府所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有其長、短期目標，說明如下述(引自總統府網站資料)。
(一)短中程目標
根據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資料，有關新南向政策的短中程目標如下述。
1.結合國家意志、政策誘因及企業商機，促進並擴大貿易、投資、觀光、文化及人才等雙向交流。
2.配合經濟發展新模式，推動產業新南向戰略布局。
3.充實並培育新南向人才，突破發展瓶頸。
4.擴大多邊和雙邊協商及對話，加強經濟合作，並化解爭議和分歧。
(二).長程目標
根據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資料，有關新南向政策的長程目標如下述。
1.促進台灣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經貿、科技、文化等各層面的連結，共享資源、人才與市場，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進而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2.建立廣泛的協商和對話機制，形塑和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合作共識，並有效解決相關問題和分歧，逐步累積互信及共同體意識。
(三).行動準則
有關政府新南向政策的行動準則如下述。
1.長期深耕，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2.適切定位台灣在區域發展的未來角色。
3.推動四大連結策略，即「軟實力連結」、「供應鏈連結」、「區域市場連結」及「人和人連結」，其中，產業供應鏈連結係為產業合作推動重點。
4.充實及培育南向人才。
5.推動雙邊和多邊制度化合作。
6.規劃完整配套及有效控管風險。
7.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8.全面強化協商對話機制。
9.兩岸善意互動及合作。
10.善用民間組織及活力。
(四).推動架構
有關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推動架構如下述。
1.政府部門分工
2.建立和民意部門及地方政府的協調機制
五．成效分析
經由前述分析與說明，可依政府之新南向政策目標，進一步檢視新南向政策執行之情形與成效。
2016年8月，政府通過新南向政策，並積極推動，希望能盡速達成短中期目標；然而，若從新南向政策的短期目標來看，臺灣希冀增加與東協十國和南亞六國之經貿、觀光、文化與人才等多方面之往來與交流。唯若根據2016年臺灣和新南向政策16國之經貿往來和互動關係的表現來觀察，應可瞭解政府新南向政策執行之成效雖有幫助，但亦可能頗多限制。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的統計，2016年，新南向(18國)占我國總體貿易金額不到兩成(18.8％)，其中，出口占21.2％，而進口則占15.8％，2017年，新南向政策實施後，其占比上升為19.23%，出口及進口的占比分別為21.2%與16.8%，相關內容簡述如下。
(一).進口方面
2016年，就進口而言，東協10國占出口比例超過八成五，而南亞6國則僅占了出口比例的一成五，另外，澳大利亞僅占我國出口總額的1.1％，紐西蘭則僅占0.2％；2017年，東協10國的占比為80.82%，南亞6國占比為7.72%，而澳大利亞及紐西蘭則分別減少為1.0%與0.1%，而在這種相對偏低的歷史背景下，短期間內雖有助益，但要改善並調高東協各國的進口比例不易。
(二).出口方面
就出口方面來觀察，東協10國為當前我國與新南向國家貿易的主要對象，而東協10國中，又以新加坡和臺灣的經貿金額占比最大，2014年，臺灣與新加坡完成臺星經濟夥伴協定(Agreement between Singapore and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on Economic Partnership，ASTEP)，為我國與東南亞國家所簽署的第一個經濟合作協定，對我國融入區域整合，以期達到連結亞太與布局全球的政策目標。但2016年，臺灣出口至新加坡的金額衰退了7.2％、進口則增加了4.8％，總體金額亦衰退了3.7％。2017年，其進出口的比例分別為3.4%與5.6%。
(三).出口成長率方面
台灣為出口導向的國家，出口成長對國內經濟成長十分重要，若從出口成長率的表現來看，2016年，東協10國除了菲律賓、馬來西亞與寮國分別成長15.2％、9.0％及17.4％，其他7國的出口成長率皆為負成長；2017年，三個國家分別修正為10.8%、32.7%、74.5%，其他7國除柬埔寨與汶萊分別下降-0.1%與-12.5%序外，其餘各國的出口成長率皆轉負為正成長。雖然臺灣出口至菲律賓、馬來西亞與寮國分別有所成長，但由於這三國占臺灣總體出口比例皆不高(菲律賓3.1％、馬來西亞2.8％、寮國0％)，因此，對臺灣出口的助益不大。唯南亞6國的出口成長率表現則相對較好，除了不丹下降-35.1%為負成長外，其他南亞各國的出口皆為正成長，但由於這4個出口成長的國家，其僅占臺灣總體出口比例極低，因此，對於挹注整體出口成長表現有限。另外，臺灣與澳洲和紐西蘭的經貿互動過程中，無論是進口、出口和總額上都出現衰退，澳洲的貿易表現衰退的尤其嚴重，2017年的表現亦相對不佳。(參閱台灣海關進出口貿易統計-我國對新南向市場貿易統計)
(四).新南向國家的貿易趨緩
根據經濟部國際貿易局的報告，我國對東協國家出口貿易成長趨緩的原因，只要有下列幾點，即:
1.缺乏價格競爭力
一般而言，國際貿易經常以雙方的經貿協定為前提，而東協內部關稅減讓的成效已逐漸展現，且東協亦與中國大陸和韓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在關稅減讓的情況下，使得臺灣產品出口至東協國家缺乏價格競爭力。
2.中國紅色供應鍵的興起
2013年以後，中國大陸紅色供應鏈崛起，其主要特色包括過去由台灣接單、大陸製造的模式轉變為大陸接單、大陸製造；政策扶植本土供應鏈；海外購併、以高薪在全球挖科技人才，以及以紅色供應鏈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戰略。而許多重要展業轉型已逐漸展現成效，並具體地反映在其與臺灣出口類似產品上的價格競爭優勢。亦即中國大陸挾其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使其出口產品對臺灣產品產生價格競爭優勢。
3.市占率逐漸下降
在新南向政策中，若進一步從我國出口東協前15大產業產品之市占率變化來觀察，便可發現除了電機設備有較明顯的成長外，前15大出口東協的產品中，有9項產品的市占率在2001至2013年間皆呈現負成長的情形。亦即臺灣產品出口至東協國家的成長動能趨緩，因為貿移轉效益日愈明顯，造成台灣市占率有逐漸下滑的趨勢。2017年，因新南向政策因素，東協10國的出口及進口佔比分別為18.5%與11.0%，成長率均超過一成以上，分別為14.2%與14.4%。
經由前述說明可知，造成台灣與東協各主要國家貿易逐漸下降的原因，主要是臺灣與東協國家缺乏FTA之簽署，使得臺灣產品出口至東協國家缺乏價格競爭力，造成東協國家在選擇進口產品時，對臺灣產生貿易移轉的效果、另外，中國大陸供應鏈的成熟與日益成熟的生產技術，也對臺灣出口至東協國家之產品產生很大的競爭壓力。因此，短期間內，新南向政策何促使產品市占率的提高，但長期間是否會產生變化，仍須進一步加以觀察。
4.資訊無法掌控
在南向與新南向的政策推動過程中，由於臺灣廠商對於東協國家內需市場之變化與趨勢資訊掌握度不足，對臺灣廠商進入東協市場產生重大影響。
5.政治意識影響觀光收益
兩岸關係因政治因素而進入困境，若從觀光人數變動的觀點，受到兩岸關係改變的影響，2016年中國大陸旅客赴臺灣旅遊的人數約為351萬人次，較2015年的418萬人次減少約67萬人次，減少幅度超過二成(-24.64%)，2017年為2732549人，下降幅度再超過二成(-22.23%)，兩年的降幅達-34.69%，政治意識影響觀光效益；另方面，其他國家來臺旅遊的人數則多呈現上升趨勢，如新南向政策著重與東南亞國家的交流，故其之旅客人數大幅增加，2010年，東南亞國家來臺旅遊人數尚未突破100萬人(911,174人)，2016年已突破160萬人，東南亞旅客來臺人數成長了81％，2017年，更增加為2137138人，較2016年增加三成以上(33.56%)，亦即在新南向政策的優惠條件下，東南亞旅客赴臺觀光之成長潛力大，唯因其消費力遠不如陸客，因此，政府仍須注重整體性的旅遊市場之行銷與開發。
6.重視人才培育須有配套措施
在與東南亞各國互動的過程中，臺灣不能僅從留學人才來思考教育新南向的問題，而必須進一步地思考如何將這些在臺灣留學的新南向國家學生，畢業後能有機會留在臺灣工作。亦即政府須透過攬才與留才等法規命令的鬆綁，藉以留住來自海外之留學生在臺工作，一方面貢獻在臺所學、另一方面亦可從補足當前產業發展過程中勞動力逐漸短缺的問題。
(五).整體表現
總體而言，2016年中，臺灣和新南向18國的經貿互動有衰退跡象，2017年則呈現正成長走勢，從較長時間觀察，在臺灣與東協國家貿易與產品市占率的變化中，亦可發現臺灣產品出口東協國家之市占率出現成長瓶頸。根據經濟部所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出口東協6國(馬、泰、印、菲、星、越)中，其占臺灣出口東協10國之比例超過九成，2017年，其進出口占貿易比重分別為馬(3%)、泰(1.9%)、印(1.4%)、菲(2.1%)、新(4.6%)、越(2.4%)，其他各國占比相對偏低，亦即從臺灣在東協6國的出口和市占率表現，即可進一步了解當前臺灣與東協國家貿易關係之變化情形。
另外，根據國貿易進出口統計資料，在2012至2016等五年中，我國於東協馬、泰、印、菲、星、越等6國之市場占有率分別為5.0%、5.4%、5.6%、5.8%、5.7%，這五年間，市場占有率一直未突破6％；另外，若從成長率來看，也發現我國出口這6個東協國家的成長率有趨緩跡象，2012至2014年皆有不錯的成長率表現，但2015年成長率呈現負成長9.3％、2016年上半年成長率衰退比率已達-7.0％；2017年，除東埔寨為負成長之外，其餘九國均呈上揚走勢，其中，又以汶萊的75.8%之成長幅度為最高。因此，若從臺灣對此6個東協國家的出口成長率與市占率的變化來看，都顯示我國出口至東協國家的產品競爭力有下滑的情形，而新南向政策實施以後，大多已呈現由負轉正的反轉現象，唯其長期間是否仍持續成長，或僅是短暫現象，值得進一步觀察。
(六).ODA的迷失
在新南向政策中，政府編例35億美元的專案融資資金，協助邦交國和新南向國家進行公共工程合作時，提供往南向發展的企業貸款之用，也就是所謂的「政府開發協助」，由指定的金融機構提供優惠策略性貸款。其中，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又稱政府發展援助，是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一種經濟援助。
根據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對開發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的定義：ODA是已開發國家為開發中國家提供的，用於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的，贈與水平25%以上的贈款或貸款。亦即ODA是一種政府之間的金錢往來，援助國藉由援助而影響援助國的政經模式，故也是一種政治工具(如美對歐的馬歇爾計劃)。
新南向18個國家的市場具有發展潛力，應鼓勵國人往南向發展，但其中有關ODA的問題仍有疑慮，蓋因ODA不僅是金錢往來，也會對援助國具有無形的影響力，同時也是一種政治工具，但應如何操作並使用仍必須考量，如政府略策性放款之資格為何?應如何申請？如何使用？以及沒有政府保證的放款是否會成為財政的重大負擔，讓政府的對外貸款形成呆帳；事實上，接受ODA計畫的國家必須要主權擔保，且相關資訊必須在網站公開，並接受所有國人的監督，唯在朝大野小的情況下，ODA的推動有如不設防的金援，而其損失必須由全民來支付，亦即此一新南向政策所引發的ODA問題，值得國人的重視並思有所改進。
肆、「新南向」與「一帶一路」
大體而言，在國際經濟中，台灣的新南向政策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有其關聯性，茲簡單說明如下述。
一．新南向與一帶一路的比較
經由前述的分析與說明，有關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的比較，可用下列的比較來加以說明。
表1 中國一帶一路規劃與臺灣新南向政策的比較
| 項目 | 一帶一路規畫 | 新南向政策 | 說明 |
| 1.時間 | 2013年9月 | 2016年8月 | 籌劃時間長短不同 |
| 2.背景 | 地緣政治與國內外經濟情勢考量，目標是超英趕美。 | 政治考量，降低臺灣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 | 大國與小國的政經思維 |
| 3.範圍 | 歐洲、東南亞、中亞、西亞、南亞等64國，人口44億，經濟規模21兆美元 | 東南亞、澳大利亞、紐西蘭等18國。 | 一帶一路含括新南向政策 |
| 4.資金 | 絲路基金400億美元、亞投行1000億美元、大陸「工農中建」，即中國工商、中國農業、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等四大銀行、輸出入銀行、相關國企等 | 政府開發援助(ODA)35億美元 | 資金來源與規模不同 |
| 5.聯結 | 六大經濟走廊 | 民間團體、僑民網路、第三國力量 | 實體與虛擬 |
| 6.做法 | 共商、共建、共享 | 政府援助 | 風險不同 |
| 7.成效 | 以基礎建設帶動沿線國家之政治與經濟合作，成效日愈顯現。 | 在群聚效應下，新南向國家的經貿重要性日愈下降，且「中國」是重要影響因素。 | 成效不同。新南向政策受制於一帶一路規劃 |
另外，中國一帶一路規劃與臺灣新南向政策的含括範圍雖各有不同，但亦多所重疊，亦即「新南向政策」與「一帶一路」的發展，將對我國全球經貿戰略布局產生重大影響。
二.一帶一路對台灣的影響
有關一帶一路對台灣的影響，可分為下列幾個部分來說明。
(一).一帶一路對中國的政經效應
2017年，在大陸的十九屆全國代表會議中，中國一再強調一帶一路的重要性，並指示如何調整沿線大國的政經利益，並以「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做為一帶一路的推動平台。整體而言，大陸推動一帶一路的效應包括：
1.基礎建設下的政經利益結合
透過基礎建設與沿線各國的政經利益相互聯結，並將勢力進入中亞、南亞、東南亞、東歐、西歐，用以替代美國川普總統上台後對國際事務縮手的空檔，厚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實力。
2.消化過剩產能帶動經濟成長
透過基礎建設的提供及若干回購的規定，使大陸的鋼筋、水泥、太陽能得以輸出，消化過剩產能，利用基礎建設、資金的輸出，推廣中國製、中國認證與標準，如高鐵、工程標準，乃至電子商務的規範等。
3.資金獨立擺脫亞銀箝制
由於一帶一路所須建設基金可能數十倍於現行1,000億美元亞投行的資金與400億美元的絲路基金。大陸透過四大銀行、輸出入銀行及相關國企、央企籌措資金。另外，也可藉此而擺脫日本在亞洲開發銀行(ADB)上的箝制。
4.擴大中國對外貿易
中國大陸經濟崛起，貿易利益對其經國內的經濟發展日愈重要，而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廣，貨櫃、運輸、物流的便利，以及經濟的成長，有助於大陸貿易效益的展現，且能源、礦產的穩定取得也是重要的考量。
5..積極掌控風險
利益與風險都是投資所必須考量的因素，亞投行的資金約1,000億美元，即使一帶一路所須增加的資金擴大為5,000億美元，仍占大陸11兆美元的GDP的4.5％左右，在風險上仍得以掌握。
(二).一帶一路對臺灣政經的衝擊
大體而言，一帶一路國家在基礎建設改善、經濟轉好後，對台灣的貿易也會有幫助，但衝擊可能更大，這可分為直接與間接影響兩大部分來說明。
1. 直接影響
中國一帶一路政策對台臺灣政經的直接影響簡單如下述。
(1).排擠效應
在美國川普總統宣佈退出TPP，以及中國一帶一路政策效益逐漸展現的情況下，東南亞、南亞等多數國家均以大陸政策馬首是瞻，對台灣推動新南向政策的排擠效果大，台灣爭取加入以日本主導的CPTPP(廣泛或漸進的TPP)，或大陸主導的RCEP時，其所須面臨的難度更高。
(2)替代效應
若一帶一路政策可以順利完成，則不僅可以降低運輸成本，同時大陸亦可能扶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供應商，取代部分台灣的貿易，甚至大陸的標準、認證也會壓縮台灣產品、服務的商機。
(3).協議效應
若國際貿易國家之間沒有自由貿易協定，則台灣的系統輸出因涉及原產地規定，輸出認證相對不易，造成輸出的難度。
(4).跨境貿易效應
在國貿制度與交易模式日愈方便以後，大陸跨境電商可能席捲中亞、東南亞市場，從而排擠台灣的跨境電商之商機，對台灣未來的貿易發展影響甚大。
2.間接影響
一帶一路挾帶豐沛的資金及北京的政治影響力，對「新南向政策」自然會產生壓抑與排擠的作用。
三.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因應與對策
在當前國際經濟情況下，有關台灣新南向政策因應與對策簡述說明如下述。
(一).應設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KPI）又稱重要績效指標，是指衡量一個管理工作成效最重要的指標，是一項數據化管理的工具，必須是客觀、可衡量的績效指標。2018年，國發會列出推動新南向政策的重大「關鍵績效指標」(KPI)，包括南向國家來台留學及研習人數達到4.5萬人、南向國家來台觀光人數達到200萬人次，及台灣企業往南向國家提供工程等得標金額達到新台幣200億元，南向投資達到300億元等，唯其效益並未具體呈現，政府仍必須廣設KPI模式，藉以瞭解政策執行的績效與功能。
(二).考量最大收益因素
投資必須考量收益因素，若以旅遊觀光為例，在南向國家來台觀光人數方面，其來台觀光的人數雖年有增加，但南向國家來台觀光客在台日常支出，遠不及大陸觀光客，因此，在爭取南向觀光客時，不能僅是以政治為考量，尚必須考量經濟效益的實質問題，亦即持續爭取各國旅客(含陸客)來台的策略。
(三).重視大陸因素
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規劃，其範圍含括新南向政策，且其直接效應甚大，如在印尼建鐵路、在緬甸與斯里蘭卡建港口等，同時，以六大經濟走廊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接軌，互通有無，由中國大陸協助設立經濟開發區，吸引陸資及其他外資進駐，協助這些國家學習中國大陸發展模式。因此，在國際經濟中，若兩岸關係良好，南向政策比較容易推動；反之，南向政策可能就會事倍功半。因此，如何處理兩岸的政治關係，仍然是政府無法迴避的問題，而若兩岸關係不能維持和平發展，則「中國大陸」是新南向政策能否成功的重要關鍵因素。
(四).創造兩岸合作雙贏的契機
台灣新南向政策的規模比中國的一帶一路規劃相較，其規模甚小，影響力相對有限，但台灣在高科技產業和一些服務業發展仍然具有優勢，因此，若新南向政策能與一帶一路合作，台灣應該能夠爭取到更多機會，創造更多的商機。反之，若兩岸採取競爭模式，則新南向政策的效果便難以顯現。
(五).政策性規劃
為了配合新南向政策的推動，除了重視大陸因素之外，尚須有配套性的做法，簡述如下述。
1.民間企業的配合
在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的過程中，缺乏民間企業配合的行動方案，若為吸引企業參與政策活動，政府宜篩選優質企業參與政府政策，並協助其在土地的取得，租金的提供，以及政策的更具彈性，協助中小企業降低風險。
2.籌建經貿基地
透過目標國家的需求，建立經貿運籌基地，協助廠商在南向國家的落地規劃，並協助相關經貿活動的可行性策略。同時，給予較大的融資額度，並做為企業海外拓銷的後盾。
3.多元取向
大體而言，「新南向」政策的方向應不僅限於經濟與市場發展，還包含了文化、觀光、醫療、科技、農業、中小企業等的雙邊及多邊合作，以「人」為核心，深化雙邊人力的交流與培育，期能與東南亞國家保持國際貿易與人民的互動與交流，進一步深化雙方的友好聯結型態。
4. 互利與共贏的合作模式
新南向政策的推動要有明確的目標，而互利與共贏的合作模式，應是相對較佳的選擇，同時，應該全盤瞭解「一帶一路」對中國所產生的優勢，以SWOT進一步檢視推動「新南向」政策時對臺灣所產生的影響；因為政策的推動必須能靈活運用，並要讓人民有感，並對其生活有所助益；另外，國內其他的政策推動，也應該有一定程度的連結，才能讓產業感受到政策對產業推動的助益，在此情況下，政策推動才更有意義。
整體而言，政府除全力推動「新南向政策」的同時，必須同時瞭解中國推動一帶一路的發展，以及其對新南向政策的影響，而為了擴大新南向政策的經濟與政治效果，政府必須正視中國大陸的問題與挑戰。
伍、結論與建議
經由前述的分析與說明，可據以列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如下:
1. 2013年9月，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與發展計劃， 2015年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白皮書，讓「一帶一路」的理念及其經營模式逐漸成形型。2018年，中國逐步展開其擴大勢力版圖的政策性做法。另方面，2016年，台灣提出「新南向」政策主張，用以創造未來雙邊的人脈建立與人才流動。唯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與台灣的新南向政策之間的操作模式應如何規劃、推動、調整，才能避免衝突，讓雙方人民互蒙其利，同時達到雙贏的局面，是國人所必須瞭解並考量的問題。
2. 中國大陸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在其對國內、外地緣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深思熟慮下，進一步提出一帶一路的政經戰略，其背景因素包括國內外政治與經濟因素考量，地緣政治與國際經濟的聯結，以及政經目標的實現。
3.中國的「一帶一路」的整體性規劃內容龐大而複雜，包括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其基礎建設所需之資金配置包括絲路基金、亞投行，以及中國四大銀行及國營企業等。
4.一帶一路的規劃內容含括歐洲、印度洋、東南亞、中亞、西亞、南亞等一帶國家的聯結，並以「六大經濟走廊」做為串聯及溝通的橋樑，包括中國與歐洲國家、中國與印度洋國家、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中國與中亞和西亞國家、中國與南亞國家等的對接，同時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規模龐大。
5.臺灣的新南向政策源於政治因素考量，以及南向政策的再修正，目的在利用經濟力量擴張政治影響力，同時降低台灣對中國大陸投資的需求；1994年通過《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合作綱領》，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汶萊等七個國家，在經濟交流上頗具成效，爾後，中國大陸經濟力崛起，東南亞各主要國家亦紛紛轉向；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南向政策失效。
6. 2016年8月，行政院提出「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其總體規劃內容秉持「長期深耕、多元開展、雙向互惠」核心理念，從「經貿合作」、「人才交流」、「資源共享」與「區域鏈結」四大面向著手，期望與東協、南亞，以及紐澳等國家，創造互利共贏的新合作模式，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
7.新南向政策對象國家包括印尼、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等18個國家。另外，政府所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有其長、短期目標，而其推動架構包括政府部門分工，以及建立和民意部門及地方政府的協調機制。
8. 一帶一路對中國及台灣均產生重大影響，在對中國的政經效應部分，如基礎建設下的政經利益結合、消化過剩產能帶動經濟成長、資金獨立擺脫亞銀箝制、掌控風險，以及擴大中國對外貿易等。在對臺灣政經的衝擊方面，其直接影響有排擠效應、替代效應、協議效應，以及跨境貿易效應等。而間接影響則是一帶一路挾帶豐沛的資金及政治影響力，對「新南向政策」將產生壓抑與排擠的作用。
9. 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因應與對策包括應設關鍵績效指標、考量最大收益因素、發展高科技產業、重視大陸因素，以及宜有適當的政策性規劃，如民間企業的配合、籌建經貿基地、多元取向，以及互利與共贏的合作模式等。
10.新南向政策是包容性的政策，應該與一帶一路維持相輔相成，而不應該是相互競爭的關係。但是，「中國大陸因素」是新南向政策能否成功的關鍵之一。
11.在中國一帶一路的規劃中，由於福建已可能成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而新疆則被定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 因此，若此一政策能夠順利推動並達成目標，則新疆和福建將成為「一帶一路」的最大受益者，其未來發展潛力甚大，而台灣與福建的地緣關係，也讓台灣的經濟發展受到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影響。
12.新南向政策的推動引發學者專家的質疑，同時將新南向政策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加以比較，其功效相對有限，且風險亦高，建議政府可以考量「新東向政策」，即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其所積極推動的美國製造業回流政策，國內知名企業包括台塑、鴻海、義聯集團等，均有「東移」的主張或做法，而若政府推動「新東向政策」，由政府直接帶領廠商一起努力，藉由對美國的投資來帶動對美國談判貿易，對國內經濟發展的助益更大。
參考文獻
王健全(2017)，一帶一路大爆發 新南向何去何從？ -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中華民國外交部(2017)，「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簡介，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 2017年6月1日。
中華經濟研究院(2015)，東協區域經濟整合對臺灣經貿發展之影響及我國因應策略。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5)，一帶一路”是適應新常態的重大戰略舉措，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www.scio.gov.cn)，2015年7月15日。
吳瑞達(2015)，一帶一路規劃出爐納入台灣，工商時報。2015年3月29日。
邱素津、趙永祥(2016)，〈從「一帶一路」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分析國經濟版圖擴張之挑戰與效益〉，《華人經濟研究》，第14卷第1期，頁81 - 102。
周子欽(2014)，「亞洲基建投資銀行」倡議簡析〉，中華台北亞太經濟合作(APEC)研究中心>
林顯明(2015)，臺灣出口衰退與產業競爭力下滑的政治經濟分析，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42期，頁51-59。
林顯明(2016)，蔡英文兩岸關係政策論述之研究，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45期，頁77-94。
曾于軒(2017)，從中國一帶一路看臺灣新南向，中國生產力中心技術專案小組。
陳宗巖(2015)，台灣參與亞投行的效益評估與因應策略，《戰略安全研析》，第123期，頁21-28。
蔡鳳鳳(2016)，多元拓展客源，加值觀光業－以穆斯林旅客為例，經濟前瞻，第168期，頁127-132。
歐德芬(2016)，新南向政策下高教招生的策略與省思—以印尼僑生來台升學輔導訓練班追蹤調查分析為例，僑教與海外華人研究，第7期，頁57-72。
新南向政策專網(2016)，新南向政策綱領，新南向政策專網網站。
經濟學人智庫(2015)，願景與挑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評估，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金融資訊中心，2015年4月23日。
葉芳瑜(2018)，「新南向政策」與「一帶一路」發展現況—對我國全球經貿戰略布局之影響，新科技政策觀點。
鍾佳容(2015)，我國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會籍問題之解決途徑，戰略安全研析，第123期，頁12-20。
鍾寧(2015)，陸鐵首個海外基地落腳馬來西亞，工商時報，2015年07月12日。
謝明瑞(2011)，台灣黃金十年與中國大陸十二五規劃。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謝明瑞(2014)，設置自由經濟示範區要有配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本文修改後刊於2018年5月26日中央網路報智庫論壇)
盧信昌
尹啟銘
盧宸緯
劉性仁
李沃牆
胡思聰
林祖嘉
王順民
吳文希
張瑞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