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展旭
針對近來爭議不休的林毅夫「叛逃」事件，部分立法委員認為，在解嚴與終止動員戡亂後，因為戒嚴時與兩岸關係或因戒嚴體制產生的「犯罪行為」，並未因法律狀態改變，而給予適當特赦、減刑或復權，以弭平相關爭議。因此建議總統行使大赦或特赦，對等特殊歷史時空產生的罪刑重新認定。此一提議，希藉由總統行使憲法所賦予之赦免權，以求根本解決林案相關的法律問題及爭議，立委諸公用心良苦，實值肯定。然而以目前林案的情形，是否符合赦免的要件？能否徹底消敉相關爭議？這些問題實值進一步探討。以下即就赦免之種類、要件及行使程序的闡述，釐清相關問題。
貳、 赦免之意義
我國憲法第四十條規定：「總統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此即總統的司法權或赦免權。所謂赦免（Begnadigung），係指司法機關以外之國家機關未依正常訴訟法之程序，變更、消滅法院所為刑之宣告，或解消特定犯罪追訴權之行為。換言之，由行政權為放棄全部或一部國家刑罰權赦免權之行為，在權力分立下，形成例外干涉司法權結果之制度。就國家刑罰權之行使而言，赦免亦屬「處罰障礙」（Bestrafungshindernisse）之事由。由於赦免介入司法權運作，造成捨棄刑事程序之結果，就捨棄之範圍而言，若係捨棄全部刑事程序，即自偵查以迄執行者，謂之「廣義赦免」（Abolition , Niederschlagung）；若僅捨棄確定判決之執行者，稱為「狹義赦免」（Begnadigung im engeren Sinn）。
在君主專制時代，赦免多半是展現君主權威，顯示仁惠措施的象徵。時至今日，雖有認為赦免破壞法律制度之公正及威信，且易縱容奸逆之徒，無法實現正義，此一制度實與民主法治之精神，背道而馳。然而赦免權仍普遍在各國憲法中留存，並將其交由國會或行政權力部門（內閣或總統）決定，介入司法權的行使。究其原因，希藉由赦免衡平刑罰的嚴酷，或彌補裁判的錯誤，謀求實質正義，以維繫憲法基本價值秩序。
參、 赦免之種類
依憲法第四十條及赦免法之規定，赦免包括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均由總統依法行使，分述如下：
一、大赦
所謂大赦，係對全國性的特定犯罪或一般犯罪，國家不予訴追或繼續執行刑罰權，亦即並遍地捨棄刑事訴追及處罰。依赦免法第二條有關大赦效力之規定，未受罪刑宣告者，其追訴權消滅；已受罪刑宣告者，其宣告無效。換言之，行為人一經大赦，即不受刑事訴追，如已受刑之宣告者，不僅無須執行宣告刑，且刑之宣告亦失其效力。
二、特赦
特赦係指對特別之個案或特定之犯罪人，免除其刑罰之執行，亦即對受確定判決之被告捨棄刑之執行。依赦免法第三條規定，受刑之宣告之人經特赦者，免除其刑之執行，其情節特殊者，得以其罪刑之宣告為無效。
三、減刑
減刑乃減輕特定犯罪人或一般犯罪人所受確定判決之宣告刑，故依赦免法第四條規定，受罪刑宣告之人經減刑者，減輕其所受宣告之刑。茲有疑問者，對特定犯罪人所為之減刑，固以其所受宣告刑，作為減輕之基準，惟若係普遍性之減刑，能否依此原則處理，遂成問題。按赦免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全國性之減刑，得依大赦程序辦理」，亦即以類似大赦方式為之。因此，普遍性之減刑應刑事法律所定之「法定刑度」，作為其減免基準，我國自行憲後四次減刑條例，均循此辦理。
四、復權
復權係使受褫奪公權之人，回復其所褫奪之公權（參照赦免法第五條）。所謂褫奪公權，依刑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係指剝為公務員、公職候選人之資格，以及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四權。而復權即是對遭褫奪此等公民權利者，使其回復之措施。
另就赦免適用對象是否特定或普遍，可分為「一般赦免」及「個別赦免」，上述四種赦免之措施中，大赦及全國性之減刑屬前者，至於特赦、減刑及復權則屬後者。
肆、 赦免行使之程序
憲法第四十條規定：「總統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故赦免權係屬總統之職權，亦即是否為赦免措施，悉由總統決定，而赦免法第六條第一項亦規定：「總統得命令行政院轉令主管部為大赦、特赦、減刑、復權之研議」。
一般而言，由於赦免係對司法權運作之干涉，實已破壞權力分立原則，要屬憲法上例外之非常制度，故總統於決定行使與否，必須審時度勢，盱衡一切情況，謹慎作出決定，非可恣意而行。此可自我國自行憲以來，尚無大赦之例，僅有四次全國性減刑，及少數個案之減刑外，可資為證。有關赦免權行使之程序，則應依憲法及赦免法等相關規定進行。其中屬於「一般赦免」之大赦，因其有使罪刑宣告失其效力，或消滅追訴權之效果，其程序應力求慎重。因此，依憲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及第六十三條規定，大赦案必須經行政院會議及立法院議決，另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條規定，大赦案經立法院二讀會議決之。而同屬「一般赦免」之全國性減刑，依赦免法第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亦得依大赦之程序辦理。因此，我國行憲後的四次全國性減刑，均定有「罪犯減刑條例」。
至於屬「個別赦免」之特赦、減刑及復權，依赦免法第六條第一項及第七條規定，則由總統以命令行政院轉令主管部研議，經總統核可，為特赦、減刑或復權之命令，由主管部發給證明予受赦免人。
伍、 赦免與林案的刑事訴追
部分立法委員建議，由總統行使大赦或特赦，使林毅夫免受刑事訴追，以求根本解決林案之追訴權時效是否已消滅，所形成法律爭議。自赦免權之觀點，此一提議是否可行？值得進一步探究。
若就個案考量之觀點，欲僅針對林毅夫個人，解除國家刑罰，宜採「個別赦免」之措施，亦即以「特赦」之方式為之。然而「特赦」係針對已受確定判決之犯罪人，免除其刑罰執行之赦免措施，以目前林案之情形而言，不僅未受有法院之確定判決，甚至未進入偵查、審判等刑事訴訟程序，故並不存在特赦所得赦免之刑罰，總統自無從對林某為特赦。因此，如欲對林某個人為特赦，必須俟林案完成偵查、審判程序，法院作出確定判決之後，總統方得特赦其所受宣告之刑，而免除其刑罰之執行。然而如此一來，可能由於刑事程序的曠日廢時，特赦已無實益。而在偵查及審判過程，林某亦有可因犯罪追訴權時效消滅，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二條第二款規定為「不起訴處分」，或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三Ｏ二條第二款規定為免訴判決，此時既無刑罰存在，即無特赦之必要。因此，目前無法對林某為特赦，使其免於刑事訴追。
特赦既不可行或緩不濟急，故欲使林某完全不受國家刑事訴追，惟有透過大赦一途。然而大赦係對犯罪行為之普遍性的「一般赦免」，本質上無法對個案為之，此由大赦程序與法律之立法程序幾近相同，可見一斑。甚至「一般赦免」措施亦具有法律之形式，例如行憲後的四次全國性減刑，均定有「罪犯減刑條例」。因此，無法僅針對林某，為個案之大赦。
縱為使林某免受刑事訴追，對林案同類之犯罪或同時期之其他犯罪，均予以大赦，此亦非妥適。蓋我國自行憲以來，重大事件及變故不知凡幾，從未有大赦之例，此時僅因個案之故而輕啟大赦，不僅必要性容有可議，亦難逃因人設事、個案立法的批評。而大赦效力所免除犯罪之訴追，不免撼動整體法律秩序及價值，恐將造成不良影響。再者，以大赦須經繁複的行政、立法程序，亦無法立即使林某免受刑事訴追，進而消敉林案的法律爭議。
陸、 結語
綜上所述，就赦免的觀點而言，針對林毅夫「叛逃」事件，本質上屬「一般赦免」之大赦無法適用於此一個案，而林案目前既未經法院確定判決為刑之宣告，亦無從以「個別赦免」之特赦免除其刑之執行。若一定要給予其大赦或特赦，不僅因須歷經繁複的行政、立法或司法程序始能為之，實已緩不濟急，無助於立時解決林案的爭議，且此等赦免是否必要？並非毫無疑義。再者，針對林案為大赦之舉，亦可能撼動整體法律秩序及價值，顯然得不償失。因此，惟有藉由刑事司法程序的踐履，釐清櫚關問題，始能徹底解決林案之爭議，欲以非司法的力量或方式介入，不僅使本案治絲益棼，也將嚴重斲傷法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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