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關係大致可以分成五個面向：軍事、外交、政治、經濟、與文化。這五面向的機會與威脅比例明顯不同。軍事與外交面的對立一向最嚴重，所以威脅大於機會，其中軍事面可說直接對立，幾乎鮮少機會。但在國際領域，雖然對立仍然尖銳，但自80年代起先在非政府國際組織，後在部分政府間組織，兩岸都能共存共榮，所以它的機會較軍事面為大。
相對的，文化面機會遠大於威脅，而經濟面的競爭則使它的威脅程度大於文化面。最特殊的是政治面。它本質上可以是機會，也可以是威脅，變化最為多端。它可軟可硬，可以忽軟忽硬，可以形軟實硬，或形硬實軟。更重要的，它的軟硬一定會影響其他四個面向機會或威脅的變化，因此最為關鍵。
兩岸政治面可軟可硬
1949年後的四十年間，兩岸關係完全對立，只有威脅，沒有機會。李登輝總統上任後，機會大量湧現，不僅經濟與文化面的機會倍增，而且軍事、外交及政治面的威脅都大幅減少。譬如，兩岸首次公開對話；中華民國的邦交國由21國增至31國。1995年李總統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後情勢翻轉，五面向的機會開始減少，威脅增加。
陳水扁總統時期的大環境悄悄走過軍經兩大節點。台灣歷來自傲的經濟奇蹟開始退色。兩岸GDP對比從2000年的一比四，很快惡化到2008年的一比八，甚至在2008年首次落後大陸單一省分（即廣東省）。在軍事上，兩岸軍力對比也在陳總統的第二任開始首次失衡，使台灣安全幾十年來第一次亮起紅燈。但同時經貿投資與文化交流卻比以前更加熱絡。換句話說，威脅大，機會也大。
馬英九總統八年的大環境持續惡化。2008年突如其來的金融海嘯沖垮台灣出口仰賴最深的歐美市場，唯有中國大陸屹立不搖。兩岸GDP對比由一比八拉大成現在的一比二十。大陸軍力茁壯到已不只能「圍點」，還能「打援」。為了因應新的劣勢，馬在競選時就提出「威脅極小化、機會極大化」的新理念，並在選後積極付諸實施。
他在第一任內大體落實了這個理念。政治上，「九二共識」在北京的「一中」與台北的「一中各表」間搭起了橋梁，使兩岸恢復對話、溝通順暢。經濟文化機會擴增；軍事威脅降低；台灣的國際多邊參與加大，而在「外交休兵」的默契下竟然還冒出在日本札幌新設辦事處的突破例外。這個兩岸和解政策不僅被馬本人列為他最重大的政績，而且由於台海是波濤洶湧的東亞海域中唯一風平浪靜的地帶，還持續贏得美國及國際社會的普遍讚譽。
但馬的大陸政策雖然一鼓作氣，終究再衰三竭。其中緣由當然多端，最主要的應還是相對於大陸綜合實力的快速崛起，台灣經濟卻長年持續低迷，競爭力不斷衰退。原本期待兩岸和解並盼望從中獲利的台灣民眾慢慢出現「越靠近越怕受傷害」的心理。
同時在野八年的民進黨集中全力、全方位地強調「威脅」，反對「機會」。而執政的馬政府相關部會與國民黨竟也不再論述「機會極大化、威脅極小化」的道理，反而經常避談「機會」，附和「威脅」；偶爾談到「機會」時不去闡釋難能可貴、而整體台灣都可獲益的兩岸和平紅利、政治紅利、及國際紅利，反而只集中在經濟紅利，甚至更縮小成統戰意味濃厚的「讓利」。其淨結果就是本可創造安定繁榮兩岸關係的和解政策，逐漸失去國內民眾的信心與支持。
平心而論，馬的大陸政策固然有值得檢討之處，但民進黨蔡英文主席以「維持現狀」為競選基調，就等於默認她了解大多數國人對於馬八年辛苦營造的兩岸和平安定現狀是珍惜的。她提出「維持現狀」卻刻意模糊它的定義，因為她知道兩岸現狀的內涵絕對不是只有「威脅」，沒有「機會」，而是兩者的有機組合。但她如在競選期間就鬆動多年一貫的「威脅」論述，就一定會流失支持者，並被對手譏為拿香跟拜。
威脅與機會有機組合
現在新政府要衡量下階段兩岸關係，就不能也不該再迴避這個關鍵問題，必須理性務實地面對。過去一直獨沽「威脅」一味的民進黨是不是在執政後要繼續強調「威脅」，忽視「機會」？如果繼續，「威脅」會變得更大還是更小？如果不繼續，是不是要混合加進「機會」的成分？
這「機會」成分是在軍事、外交、政治、經濟、文化等五大面向中的什麼地方？兩者比例是多少？其中操之在我、操之在人、同時操之在人我的比例又各是多少？這些比例與馬政府時期的差異何在？如何讓民眾明白新比例並願意接受，以免最終也再衰三竭？
（本文刊載於2016.03.11 旺報D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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